东莞古代科举名人之硕学鸿儒篇 代有人才出 文艺史志兴
一年一度的高考日益临近，大批学子即将奔赴考场接受检阅。每每论及此项话题，很多人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难度丝毫不亚于如今的高考，必须过五关斩六将，方能“金榜题名”。
东莞历来有着兴学重教的优良传统，精英荟萃，代有英才。纵观各个历史时期，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东莞人的闪光身影频频出现：爱国英雄、硕学鸿儒、艺术大师，灿若群星。他们的仕履政声、皇皇著述，为莞邑大地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他们的精神风范、崇高品格，为中华民族增色添辉。
本篇所选东莞科举名人——陈琏、陈建、陈伯陶、伦明，皆为硕学鸿儒：万卷堂主人陈琏，博学通经，为莞邑文人之翘楚；哲学家、史学家陈建，学识宏富，理学著作《学蔀通辨》出，称“东莞之学”；东莞唯一文探花陈伯陶，学养深厚，《东莞县志》，无出其右；近代藏书大家伦明，以续编《四库全书》为一生之志，倾其所有，矢志不渝。他们以睿智的思想、深邃的学识和精湛的造诣，给后世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堪为今人敬仰的楷模。
专题监制：张树坚
专题顾问：李炳球
专题策划：雷石鹏张洪波何杰
专题统筹：刘爱琳龙小晖
本期撰文：赵水平刘爱琳
专题出品：都市新闻部
政声文誉传后世
陈琏
明代东莞，人口繁盛，经济繁荣，科甲兴盛，人才辈出，成就“岭南人才最盛之处”的美誉，政声文誉兼具的陈琏，堪称其中翘楚。
陈琏（1370-1454年），字廷器，号琴轩，厚街桥头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举人，历官桂林、许州、滁州、扬州、四川等地，后改南京通政使，专掌国子监事。明正统元年（1436年）调任南京礼部左侍郎，正统六年辞官归里。其一生博学通经，尤以文学知名，兼善绘画、书法，是这一时期岭南地区成就卓著的学者、诗人，著有《琴轩集》《归田稿》等。
为官数十年，陈琏政声在外，获赞“为政者楷模”。如在滁州知州任上，验丁赋、省徭役、修学校、劝农桑，深受百姓爱戴。因治理滁州有功，朝廷欲升擢陈琏，但滁州百姓乞留，于是朝廷特升扬州知府，仍掌滁州之事。
每为地方官，陈琏皆尽心修地方志。凡所在都邑，必采山川人事、风俗物产等记录，供吏治参考。如官桂林，成《桂林府志》；官许州，修《颍川志》；官滁州，编《永阳志》《罗浮志》；官四川，作《成都志》；归东莞，著《宝安志》。
东莞历代文学作品，以诗歌为最盛。明代东莞，文风蔚兴，诗歌艺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开其先者则陈琴轩（琏），殿其后者则张文烈（家玉）。（张其淦《东莞诗录·序》）”
陈琏生活于明朝鼎盛时期，仕途平稳，因而其诗雍容舒雅，无伤春悲秋之作，题材广泛。如其所作《战韶阳为义士熊飞作》，慷慨激昂，赞颂了邑人熊飞抗元的英雄事迹，也抒发了自己深深的爱国热情：战韶阳，日光薄。朔风南来撼山岳。梅关已碎凌江枯，斗大孤城竟谁托。寒芒触地狼星光，边声彻地交锋忘。老汉潜缒城竟覆，残兵散败如亡羊。虎头将军面如铁，义胆忠肝愈激烈。仓皇巷战接短兵，三尺龙泉耀霜雪。决誓战死无偷生，竟死不寻勤王名。崖山猛士多如雨，谁似韶阳战有声？
陈琏的《琴轩集》（东莞历代著作丛书，莞城图书馆编，杨宝霖主编）收诗1015首，文634篇，其内容博大，风格敦厚，语言工稳，可谓莞人诗作的代表。清末学者张其淦（东莞南城人，光绪十八年进士）言：“琴轩得意之作，实可与仲衍比肩，南园五先生未能专美于前也。”
在书画方面，陈琏同样颇有建树，是明初岭南书坛的领军人物。目前所见书法作品包括《存济堂记》《放翁仕迹遗墨记》和《赵孟頫重江叠嶂卷》题跋等。
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陈琏爱书藏书，声名远播。明代莞人尹守衡（莞城人，明万历十年举人）在其著作《史窃》中记载了一段关于陈琏的趣事：“琏于书无所不读，尝过关，有书数车，悉封钥。关吏曰："宦橐耶？"琏不答，令家人启箧，尽书也。关吏犹疑，随手探书，出困琏，琏诵答无遗脱，见书中多琏手记，叹服，长跽谢罪。家有万卷堂，多秘府所无之书。四方学士来观，必馆谷焉。”
明正统六年（1441年），陈琏辞官返乡后，于莞城同德街建万卷堂，将平生所藏珍本秘籍贮于堂中，并对外开放，供士子阅读。其中家贫或路远者，供伙食与住宿，四乡之士，来读者甚众，东莞文风，由此而兴。题此匾者，为明成祖女婿（朱棣第五女常宁公主之夫），驸马都尉沐昕。
伦明在其《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如是评价陈琏和其万卷堂：“池馆宏开万卷堂，老来巾舄自徜徉。名山自有千秋业，天绿如何此秘藏。”
哲史之集大成者
陈建
作为官方正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发展到宋朝，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涌现出一批人们耳熟能详的儒客大家，如“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理学，或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理学，以宋儒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而名。
明代以前，东莞已有儒学研究的深厚传统。南宋末年，李用（东莞南城人）钻研周程理学近30年，深得精髓，其长子李春叟传承家学，曾居家授徒，岭南名士多出其门下。至明代，陈建的理学著述影响颇大，“东莞之学”始成。有言曰：“粤东有陈献章，世称新会之学；有湛若水，称增城之学；至建书出，称东莞之学。”
陈建（1497—1567年），东莞莞城人。明嘉靖七年(1528年)中举人。其后两次会试，皆中副榜，选授福建侯官县教谕，时年36岁。在任期间，与督学潘潢论朱陆异同（南宋朱熹和陆九渊在学术思想上的异同），作《朱陆编年》二编；与巡抚白贲论李东阳《西涯乐府》，因作《拟古乐府通考》二卷；督学江以达命校《十三经注疏》，并代作《十三经注疏奏稿》。任满七年，迁江西临江府学教授，编《周子全书》《程氏遗书类编》。在福建、江西两任期间，曾受聘江西、广西、湖广、云南乡试，循资升山东阳信县知县，著《小学古训》。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以母年老，力告归养，时年48岁。归后，锐意著述，隐居不出，其一生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基本上都成书并刊刻于归养东莞之后，著有《学蔀通辨》《治安要议》《皇明通纪》等，在明后期的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陈建最大的贡献，是对朱子思想的先后次序作了阐明，并辨明了朱学和陆学的不同之处。自南宋以来，朱熹的闽派“理学”与陆九渊的象山派“心学”两大哲学派别分庭抗礼，争论不休。陈建所著《学蔀通辨》体例分前、后、续、终四编，共十二卷，主要针对当时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朱陆“早异晚同”之说进行辩驳，并对佛禅之学与陆王心学对儒学的祸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捍卫朱学正统的地位。《学蔀通辨》著成后，并未刊行于世，至清初，学术界掀起理学复兴的大潮，才逐渐受到世人的关注，并被程朱理学家广为推崇，成为朱熹研究者的必备之书。
对《学蔀通辨》，学术界历来褒贬不一。对此，陈建是有清醒的认知的，称“平生恶人为欺”，写《学蔀通辨》旨在“以吁考亭之冤，申儒释之辩，明朱陆之实，以告天下后世，勿为所欺”，“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至于后世怎么评价，“知我者其惟此书乎，罪我者其惟此书乎。”
除了理学著作《学蔀通辨》，陈建还著有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著作——《皇明通纪》，这也是第一部明代通史著作，“开明人明史研撰先声。”
谈到著《皇明通纪》的缘起，陈建在《自序》中有一番详述：“夫自古国家，莫不创业垂统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朝洪武开国四十余年之事，无非所谓创业垂统也，《启运》一录备矣。继自永乐，下迨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无非所谓持盈守成也，则今《通纪》具焉。纪成，就梓。非敢自谓昭代成史，乃为后之秉史笔君子属稿云尔。”
《皇明通纪》刊刻面世后，被反对者以私家撰史、多采传闻流言等理由加以诋毁，最终遭到官方的禁毁，但这并没有阻止其风行海内，刊刻不久后就传入朝鲜，并不断有补遗、续修之作面世，被推为明朝“典故权舆”，誉作“海内宗宝”。
东莞唯一文探花
陈伯陶
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古语有云：国无史无以明治乱，县无志无以明兴革。赓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明清时期的东莞，经济繁荣，教育发达，人文鼎盛，著述宏富，风兴盛。
东晋咸和六年（331年）立县的东莞，自元皇庆元年（1312年）郭应木（四川资州人）、陈庚（东莞人）纂修《宝安志》以来，历代编志者不乏其人。明清两代东莞修志达10多部，居全省县级之首。历代志书中，民国初年陈伯陶主修的《东莞县志》质量远出邻县之上，在史志学界评价甚高。
陈伯陶（1855—1930年），东莞中堂人。自幼聪敏好学，“五岁出就傅，读书尽一纸。十岁通五经，亦略知微旨。”清光绪元年(1875年)应童试中秀才，光绪五年(1879年)参加乡试获第一名(解元)，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殿试获一甲第三名（探花），成为东莞科举史上唯一的文探花。
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陈伯陶在殿试中本是第一名（状元），“壬辰廷试，初置第一”，但因把“宣抚司”误写成“宣慰司”，而被压在第十名之外，幸得翁同龢力争，谓“此积学士”，才改列第三名。因一字之差，陈伯陶险些与鼎甲（科举制中状元、榜眼、探花的总称）失之交臂。
虽天资聪颖，禀赋极高，但陈伯陶的科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坎坷周折，饱尝辛酸磨难。仅就会试而言，从清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算起，直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为止，前后长达12年，多次落第。好在陈伯陶并没有气馁，屡败屡战，锲而不舍，才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对此，陈伯陶曾自言：“自己卯乡荐，后五上公车，乃始通籍（指初做官）。”
陈伯陶初授翰林院编修，后又任云南、贵州、山东乡试副考官，武英殿纂修、国史馆总纂、江宁提学使等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曾赴日本考察学务。担任江宁提学使期间，陈伯陶协助两江总督端方，新建改建了一批学堂，新建学堂中，尤以暨南学堂（暨南大学前身）最为声名卓著，影响深远。
辛亥革命后，陈伯陶隐居香港，潜心著述，并取得骄人成就。其大部分著述都是在隐居香港时所完成，以地方志纂修和史学考证方面的著述居多，编纂有《孝经说》《胜朝粤东遗民录》《宋东莞遗民录》《明季东莞五忠传》《袁督师遗稿》《增补罗浮山志》《东莞县志》《瓜庐文剩》《瓜庐诗剩》等。
其中，尤以《胜朝粤东遗民录》和《东莞县志》最有价值。明代易代之际，广东多气节之士，以不仕清廷、隐逸山林为高，《胜朝粤东遗民录》即专为表彰这些隐逸之士而作，旨在阐发幽潜，表彰忠义，同时为后世研究明末清初的广东历史、文学提供了重要史料。
《东莞县志》为“历史上东莞志书之最”，时至今日依旧是参考东莞昔日历史的重要文献。谈到纂修缘起过程，陈伯陶曾写道：“宣统改元，余自江宁乞养旋里，邑人陈恭甫官桃以修志请，余诺之而未有暇也。辛亥国变，余窜伏海滨之九龙，谢绝人事。乙卯春，邑人叶湘南觉迈援月桥例，复申前请，谓款从沙田公产出，无应县尹聘，受粟肉之嫌，且任征同志，迁局九龙，俾省应酬而专著述，余辞不获。”现代出版家王云五曾评价这部《东莞县志》有“六善”——考究深入、绘图精确、旁征博引、善于变通、注释详尽、人物传记尤为精辟。
近代著名藏书家
伦明
中国藏书文化历史悠久，历朝历代，藏书家、藏书楼层出不穷，不仅收集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典籍，更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人杰地灵、人文底蕴深厚的东莞，藏书文化浓郁，尤其是明清以来，藏书之风盛行，藏书家辈出。有着“博览之通人”美誉的伦明就是赫赫有名的一位。
著名文献学家冼玉清(1895-1965)曾说：“五十年来，粤人蓄书最富而精通版本目录之学者，当推东莞伦哲如先生。”
伦明(1875-1944年)，字哲如，东莞望牛墩人，近代中国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大学教授，近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突出代表。
伦明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亲伦常是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乡试举人，曾任江西崇仁县令等职。伦常一生修学好古，政绩清明，亦喜好读书、藏书，常言“养花种树得春气，读书听香生妙心”，这种重视文化教育的习性，直接体现在其子女的成长过程中。伦常的四子一女皆以名闻，传为一时美谈。长子伦迈，宣统元年最后一科优贡；次子伦明，光绪辛丑恩科补行庚子科举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师范科毕业；三子伦叙，光绪癸卯恩科顺天中式，京师大学堂文科毕业；四子伦绰，监生，京师大学堂法科毕业。伦明的堂弟伦鉴，京师大学堂农科毕业。五人在东莞有“望溪五鱼”的美称。
伦明自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便投身教育事业。历任两广方言学堂教务长兼经济科教授、广州西区模范高小校长、浔州中学堂校长、广东视学官等职。1915年，伦明携所藏精善之本举家迁居北京，居烂缦胡同东莞会馆。其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学院。1944年病逝于东莞。
受父亲伦常的影响，伦明小时候便嗜书，读遍家中藏书，博涉经史。幼年时的伦明，常省下父亲的赏钱买书，成年后更是节衣缩食、倾家所有集书。张次溪在《伦哲如先生传》中称：“先生不喜修饰，衣帽破旧，履恒露趾。书估戏以破伦呼之，先生亦笑而应之。先生有钱悉以购书，家人多用不给，诟谇嘈杂之声盈室，而先生若无闻，校书购书如故。尝有诗云："卅年赢得妻孥怨，辛苦储书典笥裳"。”这句诗，既是伦明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伦明藏书艰辛的自嘲，其续书楼“耗尽千金，藏书百万”。
家境不甚富裕的伦明，藏书有三个心得：以俭、以勤、以恒，即以“俭”储购书之资，以“勤”赴遇书之会，以“恒”访欲得之书。
“夫书聚而弗读，犹亡聚也。（明胡应麟）”藏以致用，利用藏书进行学术研究，是明清以来岭南藏书家比较普遍的作风。伦明同样崇尚“藏以致用”，以续修《四库全书》为一生之志，其藏书楼取名“续书楼”即为此意。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耗时十年编成的一套丛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内容十分丰富。但伦明认为，《四库全书》“忌讳太多”“遗书未出”“进退失当”“讹错百出”，故“宜校、宜补、宜续”。于是，续修《四库全书》活动，几乎贯穿伦明的一生。虽无奈势单力薄，加之处于动荡年代，最终完成宏愿，但其身后留下的著作，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修四库全书刍议》《续书楼藏书记》等，为研究和了解续修《四库全书》的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价值。近代著名学者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对伦明给予极高评价：“藏书盈库兼仓富，续补可嗣四库书。安得群儒策群力，提要远追逊代初。”
学识渊博的伦明，笔耕不辍，著述甚丰。其中《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影响颇大，既继承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体例与编撰风格，开续补之先，又有所发展，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其“续补”体例又为后人所效仿，如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就引用了很多伦明书中的资料。
参考资料：
1.《陈建评传》，陈贤波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2.《陈伯陶评传》，李绪柏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3.《伦明评传》，罗志欢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4.《伦明研究》，东莞图书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5.《影响中国的东莞人》，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编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
6.《东莞古代史》，谌小灵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7.《东莞历史名人》，东莞市博物馆、暨南大学历史地理教研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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