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田南路（2）

本是生菜，另一个是荤菜，是XX炒猪头肉。在这个句式中，猪头肉不变，变化的只是XX。这些也还罢了，反正几天下来，我的肠胃已经迷恋上了猪头肉。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不让加饭。做了几个月的无业游民，我已经负债累累，距离领工资的时间遥遥无期，无法获取另外的食物去抚慰我这饱受折磨的肠胃。我曾经以为，樟木头收容站是打工人的第十八层地狱，振南厂是第十七层。现在看来，这十七层的位置，要让给得宝了。

我在得宝厂赶上过两次出粮。这里要压三个月的工资，这两次出粮，当然不会有我什么事，但我还是热切地盼望着出粮日的到来。因为只有那一天，我们才会有半天假期。第一次放假，我跑到姨妈那里，一个人把她家的半锅米饭吃了个精光；第二次，姨妈家门上一把锁，但我有幸碰上了另一位住在南方村的老乡，他请我吃炒米粉，我一下子吃了三盘，让他“刮目相看”。吃完炒米粉，他热情地带我到官井头一间灯饰厂面试，他有个亲戚在那里做主管。这一去，就是三年。

我在东莞游历了许多地方。官井头，油甘埔，南岸村；凤岗，塘厦，清溪。从官井头那间灯饰厂辞工时，我已经做到了组长，手下管着四五十号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再找工作，待遇当然不能比以前还低，至少，也要旗鼓相当。但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日复一日，我逐渐厌倦了这样成天东奔西走的生活。我把打工攒下的一笔不多的积蓄全部拿出来，跟一个老乡在清溪合开了一间饮食店。五叔听闻此事，立马安排刚刚初中毕业的堂弟投奔我。于我而言，安顿好弟弟责无旁贷，况且饮食店确实需要人手。弟弟开始学着端盘子，才端了不到两个月，就没有盘子可端了。眼看着饮食店就快撑不下去，给弟弟重新找份工作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在清溪，我并没有什么熟人。我不得不带着弟弟前往雁田，试图用攒下来的找工经验，为弟弟谋得一份像点样子的差事。

弟弟那时不满十八岁，这给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就像三年之前那样，从怡安工业城、长塘工业区和水库工业区一路找来，而结果也如以前那样，一无所获。二零零零年，找工形势已经比我初来广东时好了一些，弟弟本来有机会进入嘉利集团，但是因为年龄不够被卡住了。多次碰壁之后，有老乡指点说，整个雁田，恐怕只有振南厂会招未成年人，你们不如去碰碰运气。这样，我便又带着弟弟，开始在镇田南路一带出没。

三年不见，镇田南路并无多大变化。油漆味仍然刺鼻，塑胶味还是热烘烘地痒人鼻孔。源泰表带厂门房里，依然端坐着那个昏昏欲睡的看门老头。唯一不同的是，厂门口那条威猛的大狗不见了。看门老头除了瞌睡，似乎还多了几分孤独。那天振南厂正在放量招工，我挤在人堆里，冒充弟弟顺利通过了人事文员的初审，又领回一张人事资料表。填完表，弟弟跟着他们排队进厂面试，终于顺利过关。

我帮弟弟置备了一些日用品。目送他单薄的身影走进振南厂宿舍的那一刻，我心里有些堵，却又有一些说不出来由的轻松。弟弟走进宿舍大门时，突然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转过身来朝我挥了一下手，又飞快地回过头去。我看见了弟弟眼角那几滴晶莹的泪珠。他脸上那依依难舍的神情，像是一把快刀，刹那之间就把我心头的轻松取走，留下一道沉重的伤口。四年前的妹妹，源泰表带厂，看门的老头儿，得宝厂里的猪头肉，清溪饮食店……突然像是放电影一般在我眼前一一闪现。电影结束，两滴泪水落下，重重地砸在镇田南路的水泥地上。

把还未成年的弟弟放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当然不太放心。返回清溪后，我转让了饮食店，又回到雁田。这一次，我在怡安工业城的碧辉洋烛厂谋得了一份领班的工作。进厂之后我发现，经理、课长、组长，还有一些领班，都是和我一个县的同乡，而且都是女性。

开始，我还以为有那么多老乡主管，我在碧辉洋烛厂的日子会顺风顺水，但事情远远不是这样。车间的墙壁上，贴满了规章制度和处罚通告。这些规矩无所不包，详细到连工人每天上洗手间的次数、每次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有标准，洗手间的门口甚至装上了一个摄像头。员工稍稍有些逾矩，马上被主管找去训话。碧辉厂不缺漂亮女工，饭菜里油水很多，住得也不差，但就是感觉少了一样东西。想来想去，我总算想通了，这里缺的是笑声。

在这种没有笑声的环境中，我心里每天想着同一件事，就是希望早些下班，早点去看看弟弟，就像弟弟每天都希望能看到我一样——弟弟并没有这样说，但我确定，他肯定是这样想的。可这样的愿望也是奢侈的，我每天都会去镇田南路，但并不是每次都能看到弟弟。振南厂实行直落制，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除了中午和晚上各有二十分钟吃饭，工人们其他时间都得在流水线上干活。我有时在弟弟吃晚饭时去看他。也只是看看而已，因为这个时候，弟弟通常是走在从饭堂通往厂房的路上，嘴角还沾着几粒饭米或是一抹油腥，他连用手把它们揩掉的时间都没有，就这样匆匆走着，红着眼睛，边走边应付着我的问题。我就像一个记者，跟在某个忙碌的新闻人物身后采访。我看着弟弟走进工厂的大门，然后像他第一次在宿舍门口跟我分别时那样，回头朝我挥挥手，再骤然朝着卡钟飞奔。有时候，我也会在弟弟晚上下班时去看他。弟弟下班的时候不固定，最早十一点，有时会到十二点，甚至到凌晨一两点。运气好的话，十一点钟我会等到他。我庄严地带领着哈欠连天的弟弟来到快餐店，为他点上一盘炒米粉或是炒河粉。弟弟吃得很快，我想和他说说话，但他响应得并不积极。我猜测弟弟有很多话要跟我讲，只是他顾不上。吃完了，弟弟抹着腮帮子说，哥，我得回去睡觉，太困了。

很多时候，我并不能看到弟弟。我从十点等到十二点，车间里还是灯火通明，工人们丝毫没有下班的迹象。我终于坚持不住，自己先回去了。还有的时候，我去得稍晚一些，弟弟应该已经下班了，因为车间里的灯光已经熄灭，而宿舍里却是人声鼎沸。我在宿舍大门前一遍遍地大声呼唤着弟弟的名字。有时候，这声音会被弟弟听到，或者是他的舍友们听到，但更多时候会被各种各样的噪音所吞没，换不来半点回应。在这样的夜晚，我心里的不安就像镇田南路上空那些遮住了月亮的云彩，越堆越厚，越积越沉。如果前一个晚上找不到弟弟，第二天我一定会再去弟弟那里，一直到见到他为止。弟弟对此的解释是，头天晚上他还没来得及冲凉就睡着了。只有一次例外，是他刚领了工资，和工友们一起逛街去了。我想抱怨两句，但终究没有说出口。

二零零一年的夏天来临时，弟弟辞工回了老家，去他二舅承包的林场帮忙。此时，我在碧辉厂过得依然很不如意。弟弟的离去，让我在这里倍感孤单，也让我明白：自己之所以经常去找弟弟，并不是他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他。下班以后，我总是习惯性地到镇田南路走一走，我走过弟弟以前上班的那幢厂房，走过振南厂的宿舍，再转到镇田南路的尽头、源泰表带厂的门前。镇田南路，仿佛已经成为了我的一块精神领地。当我回到这里，那些远去的故事和面孔，便会重新在这里集合，与我相伴。

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我终于离开碧辉厂，也离开了雁田，在深圳石岩另觅了一份工作。此后的十多年间，我偶尔也回一次雁田，断断续续去姨妈家取回我的一些零碎物品。也许是来去匆匆，我竟然没有想过要去镇田南路看一看；也许是想起过，但终究没有去。二零一九年，我重回雁田南方村，这里依然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只不过姨妈家已经迁到了村尾。他们把村尾的巷子打通了，小车可以开到家门前。表弟新买了一辆广本跑滴滴，为了庆祝新车开张顺便秀一下车技，他载我来了次环雁田兜风。十几年不见，雁田在我眼里既熟悉又陌生：怡安工业城、长塘工业区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镇田南路却单薄了许多，一架高速公路桥从它身边穿过，源泰表带厂不见了踪影。表弟说，建高速公路时，源泰厂被拆迁了；振南厂后来江河日下，前两年就关门大吉了。车子一到长表村，眼前气象大变：昔日破破烂烂的得宝厂不见了，原来的地盘上竖起几栋气派漂亮的新厂房，宽大的厂门上，“得宝集团”四个镀金大字分外耀眼。我说我以前曾在这里干过，表弟有些替我惋惜。他说，得宝集团现在可是雁田效益最好最红火的工厂，你要是干到现在，说不定早就当上主管了。

表弟的这个假设很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沿着他的这个假设，我又回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初，要是镇田南路收留了我，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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