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国粹融新知百年学人铸师魂 从东莞走出的史学大家:郑师许
郑师许著《漆器考》《铜鼓考略》。王晨征摄
郑师许、胡肇椿译孟德鲁斯《考古学研究法》书影。
郑师许著《漆器考》书影。
郑师许青年时期可分两个阶段,前半是逊清末年,生活在读经氛围中;后半是民国初元,则讲求新学。正是那一代学人共有的经历,塑造了郑师许融汇中西、兼容并蓄的治学方法,使他的学术视野得以关注多个学术领域,在古文字学、考古学、中西交通史等领域均有建树,终成一代史学大家。
砥砺治学的同时,郑师许亦是一位爱国爱乡的赤子,多次参加抗日募捐活动,在报刊上撰文号召民众积极抗战,以“学术”为武器与当时日本学者的谬论针锋相对。回顾郑师许的学术生涯,他是融汇中西学人思想的学子,更是递薪传火的师长,历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培育了杨宽、黄廷柱、关履权等众多知名学者,并在东莞亲自筹办常平中学、虎门中学等多所中学,为家乡基础教育建设倾心尽力。
文:李彤晖受访单位供图(除署名外)
学海回眸
身体力行展现学人品格
1897年,郑师许出生于东莞县莞城镇北门正街一巷一号(旧门牌号),祖上原籍为东莞县虎门白沙村。勤奋好学的郑师许幼时便能熟读《四书》和《礼记》,在东莞县木石居翰香小学读书时深受老师徐亦良的精心栽培,四年读完《诗经》《书经》《周易》《仪礼》,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
听从徐亦良的建议投报并考中东莞中学,是郑师许一生的重要转机。在东莞明伦堂的资助下,郑师许得以进入东莞中学继续学习。1935年,郑师许在《我的老师徐亦良先生》一文中回忆:“我一生教育的转机全在这一年,可是我的渔猎生活便从此丧失了。第二年入了高小读书,仍然不愿意离开徐老师。”
郑师许的父亲离世后,家道中落,郑师许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1918年从东莞中学毕业后,郑师许迫于生计进入邮政局工作。尽管当时邮政局的待遇优厚,但天性好学的郑师许日日念想求学深造,决定辞去邮政局的工作。在1936年发表的《我的投考邮政局的故事》一文中,郑师许写道:“要是天天坐在柜面里卖卖邮票,写写执号单据,如此机械,对喜欢读书喜欢研究的本性,岂不是全被消磨净尽。”
辞去邮政局的工作后,郑师许在东莞太平虎门一带教授小学国文与历史,同时继续自学,于1920年以广州市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文史部,师从柳诒徵、陈钟凡、竺可桢等知名学者。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沐浴在如此校风中的郑师许,自然对古文字学、考古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史等领域产生浓厚兴趣,并立志要做“考古学的牧师”,著有《铜鼓考略》《漆器考》《吉金彝器之辨伪方法》《考古学论丛》等。其中《铜鼓考略》被誉为“我国研究铜鼓的第一本专著”,首次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铜鼓的情况介绍到国内,较早提出“铜器时代”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并被多次翻印。
随着近几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电视节目的流行,考古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考古的概念才传入中国,郑师许有感于当时国内的考古学书籍枯燥乏味,撰写《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划》一文,并且翻译多本介绍英国、日本等博物馆文物保存、考古学方法论以及国外考古学现状的书籍,对于中国历史实物保存以及考古学的传播作出了较大贡献。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郑师许经常在课后前往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柳诒徵家中求教。在《我最初对考古学的兴趣》一文中,郑师许回忆道:“那时柳翼谋师教授我级的国文历史,他藏有甲骨数百和王襄的《殷契类纂》诸书;他住在学校附近,我每每饭后顺步到他家里谈天,有一次他把甲骨给我看,有一片他释为"取羔卜其三",我说应作"取羔亡其三",蒙他奖借了一两句,我便因此发奋了,一有机会作到古史的论文,便喜欢硬排一两个甲骨文字上去。”
1924年7月,郑师许与梁启超、朱希祖、何炳松、柳诒徵等诸多知名学者一同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和王郁文、柳诒徵等人提交了《小学历史宜专授近世史案》和《史地名词急宜划一以便教学案》两项议案,足以证明郑师许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颇受老师们的欣赏。
郑师许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是1927年至1936年。这期间他在上海历任大夏大学、交通大学、正风文学院、中国文艺学院等院校讲师、教授,并兼任上海市博物馆筹办委员会委员和艺术部主任、中华学艺社《复兴丛书》编撰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积极从事各种学术活动,参加各类学术讨论。1933年5月14日,中国考古学会成立,郑师许是发起人之一。1934年7月,郑师许与容庚、徐中舒、商承祚、容肇祖、张荫麟、孙海波等成立中国金石学会,推动中国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发展。
郑师许原名郑沛霖,“师许”是他为自己取的名号,意为“向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学习”,表明他矢志于文字学研究的志愿,而他也用等身著作诠释了“师许”的含义,著有《说文解字集注》《说文中译音学之研究》《近三十年来中国治文字学者的派别及方法》《古文字的语言学》《古文字的章句学》《古文字的经史学》等文字学研究专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曾掀起一场“应不应该读经”的大讨论,何炳松、唐文治、陶希圣、蔡元培等知名学者皆参与讨论。在这次讨论中,郑师许应邀写成《郑师许关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一文。他认为:“我们要救国,当从一切的学术上救起。经学也是一种学术,所以极需要有一部分的学者负起这个重责,勿使薪尽烬尽。”根据当时教育现状,郑师许提出了颇具预见性的方案:“在已办国学研究所的大学里特地开设一个经学深造班,或经学专攻班,养成将来的标准的经学大师,这样我国经学的地位才得提高。”
潜心学术研究的同时,郑师许亦是一位爱国爱乡的赤子。在上海期间,他多次参加抗日募捐活动,号召民众捐资抗日,并在报刊上撰文号召民众积极抗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郑师许以“学术”为武器,参考金毓黻的《东北通史》完成《东北史稿》,用丰富的史料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反驳日本人的谬论。
1936年秋,郑师许应邀前往广州勷勤大学担任教授,讲授中国文化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1938年广州沦陷,郑师许辞去广州勷勤大学教授职务,担任战时南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40年,郑师许返回广东坪石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并在这期间关注民俗学研究,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上发表《我国民俗学发展史》《方志在民俗学之地位》等多篇著述。
抗战时期,郑师许与家人长期居无定所,他在上海执教期间搜集的大量藏书毁于战火,给他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郑师许从未气馁,在艰苦的环境中砥砺前行,完成《马之输入史》《中国文化史》等著作,在古文字学、考古学、中西交通史等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抗战胜利后,郑氏先后出任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兼整理组组长、《西沙群岛志》编撰委员会总编、广州市临时参议院议员、中山大学训导长、代校长等职务。1953年郑师许因脑溢血病逝于广州,他的后人将其手稿、未刊作品、书籍等悉数捐赠给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
回顾郑师许的学术生涯,他是融汇中西学人思想的学子,更是递薪传火的师长,培育了杨宽、黄廷柱、关履权等众多知名学者。有感于自己的求学经历,郑师许于1946年积极倡议“在东莞—带多办几所中学,以利在乡青年升学”,以筹办主任的身份奔走呼号,多次前往太平、常平、莞城等地选择校址,在东莞筹办常平中学、虎门中学等多所中学,为家乡基础教育建设倾心尽力。
学人风采
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划
郑师许
一、动机
当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的秋季,我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担任“金石学”和“古文字学”的功课时,首先感觉着的问题,就是没有初学的课本。以“金石学”而论,截至最近时止,前人的著作,不下一千余种,可是都是零篇琐记,只足为于这学已有门径的人们浏览;从没有有系统的通俗课本,堪为教室里讲说之用。这时我便自告奋勇,着手自编讲义,一以通俗而系统化为主。至于“古文字学”也是犯着同一的毛病。同时要在课外介绍几本有趣味而确足供参考的书籍,也是十分难于筹划。其后掌教各大学,莫不成着这样的困难情形。
民国二十二年春(公元一九三三),故宫古物南迁,李济之、董彦堂先后来沪,同时张天方、卫聚贤、胡肇椿等亦同在上海,考古的朋友,同聚一处,见未尝不谈,谈必及这问题。以为考古学至今所以不能发达,实因通俗的书籍供应太少。其实研究古史、古社会学、民族学、神话、宗教、美术等的学者,未尝不愿意稍微涉猎一渉猎考古学。可是除了能够直接阅读外国语的人以外,谁愿意阅读这些杂乱无章的金石笔记或题跋呢?现时我国出版界,对于这类的书籍也极少注意。通行的只有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及东亚文明之黎明》几种译本。此外要数到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小史》,郭沫若译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郑振铎译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类的书籍了。其余只有些考古报吿书,稍微有价值的几种又为外国文字所占有,即为中英合璧的亦不过中文略译而已,试问这种专家报吿书,除专门学者之外,尚有几人能从首到尾阅读一遍?我国出版界固然贫乏得可怜,而我们研究考古学的人,从不肯为一般普通学者着想,亦未始不是一种疏忽。
本年春间,胡肇椿君来,因我旧日译有孟徳鲁斯(OscarMontelius)《考古学研究法》的译稿,还没完成,因怂恿共同合译,同时他也决定将某氏的发掘法一书译成。当时我便有一个提议,何不大家再联合几个朋友,共编一种通俗考古学丛书。他也极为赞成,登时由著者拟定几本基本的书籍,大家公推容希白为主编,并且由著者个人写信去征求希白同意。未几,便见北平的几位同志发起了“金石学会”,有编辑各种丛书的拟议。九月十四日接到北平寄来的通告,云已由“金石学会”改名“考古学社”。这是我个人拟编《通俗考古学丛书》的动机。
二、初拟的计划
在未接北平考古学社的通吿之前四日,著者因上海大夏大学十周年纪念,嘱为《大夏学报》撰《十年来之我国考古学》一文,便翻检近十年关于考古学的各种著作,只在《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第一卷第一号里,看见了马衡的《筹备考古学系之计划》一文,大为感动,预测今后考古学的进行,因提出三事:
甲人才之养成
乙图书之供给
丙古物之翻制
当时在第二项中大略说道:“吾尝为拟一考古学丛书,第一步,约得通俗书十左右。其必不可少者,如:《考古学通论》《考古学发掘法》《考古学研究法》《古器物之整理与陈列》《考古学目录》《考古学词典》等等。
第二歩乃编著各种专门书类,如金石、甲骨、陶、玉等专籍,或各地发掘之报告,这时因为学人尚未注意到这事,故略为呼吁了。
三、本计划的重新拟定
后来接到考古学社的通告,大略谓“本社于九月一日在大美餐馆开成立大会……将旧拟"金石学会"名改为"考古学社"……编辑社讯,社讯拟定于十二月出版,征求……自述对于考古学研究之经过或著作之计划”等语,作者感到十二分的兴奋,便决计旧事重提,在我们的社里,联合几位同志编辑一种《通俗考古学丛书》的新计划。
虽然我们的社里人才济济,然亦不妨分工合作,各行其是。大抵在今日我国学术衰落的时候,无论何种学问,都宜一方面提高,使其专门化:一方而普及,使其通俗化。如果通俗化,使真的普及于大众,自然大众里面有十分之几会感到浓厚的兴趣,而渐趋向专门。于这种学问不特没有损害,且能发到提高的目的。我在这五年来在上海各大学担任古文字学、金石学、考古学等功课,一向是抱着一个宗旨,是为这一门学术努力做一种通俗运动;将许多专门术语和学识,改为通俗的人人易懂的技术和常识。或者以为我不应该自毁其尊严和神秘,然而我却认为是“古董”进至“科学”的途径。这一次提议编辑《通俗考古学丛书》的目的即在于此。
■《丛书》介绍(节选)
1.考古学讲话
査现时关于通论考古学的书籍,有俞剑华译的滨田耕作的《考古学通论》,和张凤的《考古学》两种。……张氏此编,除大部据之滨田之作改编外,再补述中国考古事迹,且于西方的史前考古亦比滨田所述稍详。所以此书较俞君译本当然胜过一筹。不过我们还觉得这书太简略些……
2.考古学发掘法
发掘法完全根据于经验与学理论。如何使发掘时合于搜集与保存,而不致损坏古器与层位的研究,则发掘前的计划书,与发掘时的摄影、测绘、记录、发掘后的处置等等,均须精细周到,而不可丝毫疏忽,至若者情形宜用披葱式,若者宜用平行横沟式等,在本书中都应详细说明。至于人夫的训练,工具的使用,均须有具体的指示,不过在我国这发掘学尚属幼稚,举例也不能周详。在著者个人的意见,仍然主张就欧西出版界中择一名著翻译,尚可应一时急需。
3.考古学研究法
这里所说的研究法,并非如《出版周刊》新九十六号所称的研究法:乃是一种桌面上的比较研究法。集合各地的报吿专籍,将各地的出土品,比较其时代的先后,而决定其文化上的关联作用。这是考古学应用上的必要工作。但是我国现时尚没有这项材料,足以著成一书。为一时应急起见,鄙意暂时将孟德鲁斯的《考古学研究法》或别种名著译印出来,以供需要。将来如有充分材料,自可另行编著。
4.古器物的整理与陈列
古器物出土以后,惟一的重要事件,在整理与陈列。所以一切修补,复原、复制、保存、收藏、陈列、管理等项,须合于现世各国博物馆所采用的科学方法……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将欧美关于这事业的学理与经验,介绍到我国来,所以这是一部必不可少的著作。
5.考古学书目
关于我国金石学书目,以中史研究院出版的容媛编录的《金石书录目》为精审详备可用……
6.考古学辞典
研究学问的工具,最重要为有几本丰富精当的辞典……
7.在华外人考古记
我国考古事业,始于在华的外国学者……作为有系统的记述,以明我国这种新事业的渊源与影响。
8.考古闲话
将一切考古学上有趣的见闻,古玩家收藏买卖轶闻,伪造古玩的专家如胡麻子、蓝葆光之类,都加以记录,以为茶余饭后之资。
9.安阳发掘小史
自卖龙骨的李成以至掘宝贝的董作宾、李济等的一切公私发掘作为有系统的记述。
这是第一期拟着手编辑的书籍。如有余力,再可将考古学的内涵,分门别类,编成部分的专著,如:《有史石器通释》《史前石器通释》《铜器通释》《兵器通释》《镜鉴通释》《玉器通释》《陶器通释》《钱币通释》《东洋考古学》《西洋考古学》等。
如坊间出版的百科小丛书性质,只求解释名词,附攀图照为例:不求学理考证与史的叙述。因为这些专门事业,非我通俗考古学所宜包括的。
这个计划,在著者已蕴积五年,现在乘我们社刊出版的机会,写出来请大家指教指教!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晨写于沪上四部书斋
(原文于1934年发表在《考古社刊》第一期,文章略有删减)
学人简介
郑师许(1897-1953),原名沛霖,字惠侨。祖籍东莞虎门白沙村,著名历史学家。历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并兼任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和艺术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兼整理组组长、广州市临时参议会议员、《西沙群岛志》总编纂。著有《铜鼓考略》《中国文化史》《古文字学概论》《四部书斋文录》《中国域外交通史大纲》《马之输入史》等。
学人评价
在《朱谦之文集》中,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朱谦之在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对郑师许评价道:“在十年中本系所延聘的国内史学专家不少,如朱希祖之南明史,吴宗慈之清史,杨成志之人类学,黎东方之西洋通史,容肇祖之中国思想史,姚宝猷之日本史,罗香林之隋唐五代史,郑师许之考古学,罗志甫之希腊史,均能卓然成家,而陈安仁著述之多,尤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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