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粤海第一门户 海丝重要节点
“岭之南，其大都会曰广州。广州之邑巨，而襟带广南诸郡者，东莞也。”地处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带的东莞，“独当江海之冲，既备内攘，又虞外寇”，历来为粤省门户、广海咽喉，区位优势明显。地理上，东莞为“番东之要津”，是广州通往海外的重要通道，“凡番舶之赴黄浦者必由于此”。经济上，东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国家海外贸易的重要区域，在国际贸易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分工，逐渐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军事上，东莞为粤中路的海防咽喉地，是广东海防的第一道防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门户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早在汉代，东莞就已参与海外贸易活动，东城柏洲边东汉墓出土的琉璃耳铛，是当时岭南地区典型的舶来品。
隋代，粵东沿海交通渐趋活跃，广州逐渐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枢纽，崛起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大港，商贸活动频繁。东莞扼珠江口交通要冲，境内的屯门为天然避风良港。唐代，外国商舶来广州贸易，必先集屯门，再经南头、虎门取道珠江，进入广州；从广州出发的中国商船也必经东莞进入南海。唐德宗时期宰相、地理学家贾耽在其所著《皇华四达记》中所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发，由屯门进入南海，再驶往东南亚、南亚和波斯湾。东莞因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广州的重要门户。为保护出入广州的商舶，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朝政府在东莞设屯门镇，驻兵2000名，由岭南节度使直接统领，屯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
宋代推行鼓励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东莞参与海上丝绸贸易活动也更趋活跃。元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一步发展，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东莞成为重要的货物加工与集散地。外贸发展也刺激了东莞地区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据元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记载，莞香“其价旧与银等，今东莞县地茶园，人盛种之，客旅多贩焉”。同时，其他工商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东莞商税及酒、醋等课税总额，居广州所辖各县前列。元代的东莞也已有来自远洋的外国商人。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元朝至正六年莞城资福寺的修建得到外商的资助，“有古波斯人捐鍮石投铸”一口巨型铜钟。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把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交往活动推上了新的高峰。明正统以后，东莞南部地区成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区域，被外商称为“贸易岛”；嘉靖年间，东莞鸡栖、屯门、虎门是广州府夷船的主要泊口，与波斯、暹罗、安南等国关系更为密切。东莞出产的“洋糖”远销至国外“东西二洋”，莞席等为波斯人所钟爱，从波斯运人的“安息香”也被莞人视为珍品。立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却金亭碑，碑文记载了当时东莞与泰国友好通商、公平贸易的史实，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和中泰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清代，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粤海关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口岸海关，东莞虎门、镇口、石龙是粤海关的重要税口。东莞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主要出口商品有爆竹、蚕丝、水草、凉粉草、腐竹、大头菜、荔枝干、黄麻、油鸭、腊味等。光绪十三年（1887年），东莞爆竹出口额达100余万两白银，远销东南亚、欧洲、美洲、澳洲和非洲。草织品更是驰誉海外，其中花席“年售出口约500万张，以美国为最”。
明清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往来海外的东莞人大增。明永乐年间，就有不少东莞人随郑和船队下西洋。之后，更多东莞人到东南亚一带开展商贸活动，甚至在当地定居创业。东莞虎门北栅人陈益在明万历年间乘船到安南，得番薯种，回国后在其祖父陈莲峰墓旁购地种植推广，成为我国引进番薯第一人，陈莲峰墓也成为我国第一块番薯地的坐标，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清乾隆年间，东莞横坑人钟映雪搜集整理并评点的木鱼书读本《花笺记》《二荷花史》，19世纪传入欧洲，被译成德文、荷兰文、英文、丹麦文、法文等，两书译本现被欧洲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所收藏。
海贸促进莞城城市发展
莞城，自唐至德二年（757年）成为东莞县治所在地以来，直至2004年市政府迁移前，一直是东莞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一座有着12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莞城在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古代城市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莞城城市发展，也与海外贸易息息相关。
唐代的莞城为土筑，规模小，仅“东南循到涌为城”。宋代，因军事防卫需要，在原土城基础上改筑砖城，城市向西南发展。两宋时期，史载莞城重要建筑有学宫、城隍庙、上清观、雁塔、文昌庙、东岳庙等。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南海卫指挥使常懿筑新城，在原旧城基础上向西、南拓展，“包钵盂、道家二山于内。外砌以石，城周围一千二百九十九丈，高二丈五尺，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门四：东曰和阳，西曰迎恩，南曰崇德，北曰镇海。城门楼四；敌楼四；警铺四十；水关二；水门一；雉堞二千零三十一；吊桥三；石桥一；濠一千三百五十丈，阔三丈，深三丈五尺”。“天顺间，知县吴中增筑谯楼”；“嘉靖……增筑月城”；“万历元年，知县董裕营修（城墙）凡四百三十二丈”。
明代莞城沿用传统的里坊制，城内曰坊（有阜民坊、桂华坊、登瀛坊），附城曰厢（城西门外设迎恩厢），形成“三坊一厢”，城市规模1.5平方公里。至明后期，城市规模基本定型，官署、文化教育机构、商业和居住等已有一定功能分区。
清代，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城外街区迅速扩展，城市建设突破城墙限制，城外出现大规模的居住区、商业区，晚清时期城市规模达3.61平方公里。
莞城的城外商贸区，见证了莞城东江沿岸商贸活动的逐步繁荣和东莞海外贸易的发展历程。城外商贸区的历史要追溯到明代前期，明代的东莞，已有墟市。西门外最早的墟市是教场墟。
脉沥洲与东江相通，一直是莞城与省城、各县城以及各乡镇来往的重要河道。清中期，脉沥洲水（今珊洲河）沿岸依托东莞水道的河运优势，在教场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密集的河岸商埠，晚清时发展为城外“十二坊”。
“十二坊”物流发达、商贾云集，出现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市，如卖麻街、打锡街、文房街等，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成立了东莞城商会。出口贸易也盛况空前，主要出口产品有草织品、土纸、黄麻、干果、爆竹等，通过香港转运到南洋各地。民国时期，“十二坊”内的专业街市扩大为城外商贸区，成为莞席、烟花爆竹、黄麻等诸多行业的集中地。
东莞，依靠东江水路运输的有利条件和通往省城广州的地理优势，通过参与日益繁荣的中西贸易，被逐渐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明末清初以来，广州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之一，东莞则成为其重要的经济后援地，而莞城则成为这种经济联系网络的重要节点。
广东海防的“中路咽喉地”
东莞的海防建设和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大约起始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唐宋时期。为保护广州市舶贸易，维护沿海秩序，据《唐会要》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在东莞屯门设镇驻兵，领兵2000人以防海口。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宋亦置营垒于此。”
明朝初年，海盗和倭寇频繁骚扰中国沿海，为加强粤海防务，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东莞早于广东其他各县在县城设南海卫，卫治在莞城，统辖东莞、大鹏两个守御千户所，隶属驻守省城的广东都司，并先后抵御了漳州海寇严启盛、海贼何亚八的侵扰。设置南海卫后，指挥使常懿改筑石头城，将原来东莞县城外的钵盂山、道家山筑入城内，设四门，县城得以扩大。
随着倭寇、盗贼日益猖獗，明正统年间，在广州设立广东按察司巡视海道副使（简称“广东海道副使”），下设海防同知协助管理海防事务，负责巡视广东海防，后因东莞海防的重要地位——海道咽喉，将其衙署移驻东莞南头，平时修理战船、操练水军，战时稽查盗寇、出海剿捕。之后，其职能范围有所扩张，不仅处理沿海海防等事务，还兼管“夷务”与市舶贸易。
明中叶以后，随着倭寇、海盗问题的加剧和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于明初的海防体系逐渐解体，最终于嘉靖年间确立了新的划广东为中、东、西三路“分区设防”的海防体系，东莞成为广东海防“中路咽喉地”。
明嘉靖年间，又设东莞南头、虎头门二水寨，以加强海防力量，应对海防危机。其中，南头水寨在广东六大水寨中巡哨海域最广，兵员人数最多，装备最为精良；虎头门寨为省会广州与东莞之咽喉，亦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抵抗海寇过程中，来自东莞的“乌艚船”曾取得赫赫战功。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东莞南头古之屯门镇乃中路也，县有乌艚船号子弟兵者，东西二路防守莫不用之。”广东中路所拥有的本区域独特的舰船——“乌艚船”，往往被广东东、西二路，甚至福建、浙江地区的海防所使用或借调。隆庆四年，政府“令东莞、新会两县劝谕大户，仍造乌艚巨舰，听募本地民壮，分作四班，于南头、马耳、柘林等处防御”。抗倭名将胡宗宪称赞“乌艚船子弟兵勇于水战，是为御倭前茅”。隆庆六年五月，刑科给事中秦舜翰亦称：“滨海商民旧造乌艚、横江等船，足为海上藩篱。”据《武备志》卷116《东莞县大头船式样》文字标注：“广船，今总名乌艚。”可知，当时东莞“乌艚船”甚至成为“广船”的代称，《筹海图编》亦列图详细介绍了“广东船式”“东莞县大头船式”等舰船式样。
明清时期，对外交往的频繁，也促进了技术引进。明正德十六年（1512年），东莞白沙巡检司何儒引进葡萄牙人的先进制炮技术，率先在中国仿制葡萄牙佛朗机炮，成为后来海防的重要武器。
清代基本继承明代的海防部署格局，新设广东水师提督于东莞以统筹各地海防力量、构筑虎门炮台体系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寇患问题，最终形成了以莞城为中心的内河防务体系和以虎门为中心的内海防务体系，共同构成广东海防的第一道防线，在打击海盗抵制倭寇和西方殖民侵略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防盗御寇的江海长城
据《广东海防汇览》等史书记载：百龄、蒋攸铦等数任两广总督奏请朝廷，认为东莞是粤海第一门户，至关重要。
明清时期，广东海防分东、西、中三路防守，中路以广州城为中心，以珠江口及其附近岛屿为重点。东莞虎门扼珠江口，担负拱卫广州城的重任，是中路海防的重中之重。
虎门设防置守始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其时在武山建山前寨城。清政府沿袭明朝三路布防，不断加强东莞的军事部署。康熙年间先在武山建虎门寨，后在虎门持续修筑炮台和派兵驻守。虎门炮台的建立，使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具有强大海防工事保卫的通商口岸，也成为选择广州为一口通商之地的关键。
到鸦片战争前夕，虎门建成13个炮台452门大炮的庞大军事要塞，形成控御珠江口的三道重要防线：第一重防线由沙角、大角炮台组成。第二重防线由威远岛诸炮台、江中岛屿炮台、西岸炮台，以及威远岛和江中岛屿之间的拦江铁排组成。第三重防线为江中大虎岛上的大虎炮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重建虎门原有炮台，并新建了蛇头湾等7座炮台，增加了火炮数量，扩大了防御区域。
清同治、光绪时期，中国海防开始引进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大炮和海防理念。在虎门按现代军事要塞的火炮布防设计要求择地建设炮台，并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和英国阿姆斯特朗海岸大炮。虎门27座炮台有超过69门海岸大炮，不仅在中国沿海绝无仅有，就是在当时世界各国的要塞中也不多见。虎门炮台成为中国海防中唯一具有三重防线的炮台，是中国沿海设施最完整、火力最强大、工事最坚固的海防要塞，构筑了广东防盗御寇的江海长城。
在虎门沙角和威远，至今保存炮台7座，明、暗炮位64个，门楼6个，完整兵房10座，火药局2座，土围墙遗址4900多米，炮台暗道1198米，占地50余万平方米，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历史风貌最完整的古炮台构筑群体。
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门前哨
自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西方殖民势力开始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地区，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的殖民者蜂拥而来，导致明清时期中国的海防压力与日俱增。作为“粤海第一门户”的东莞，注定必须肩负起抵抗外来侵略的使命，是抵御外来侵略、守卫海防的国门前哨。
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商人阿尔瓦雷斯自马六甲来华，到达东莞屯门贸易，“这是（有记载的）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葡萄牙商人”。
明正德十一、十二年，葡萄牙国王先后派遣拉菲尔·佩雷斯特罗、西蒙·德·安德拉德率远征队前来中国，安德拉德于正德十二年八月强行在东莞屯门登陆，占据屯门后以“屯门国王”自居，并勾结中国奸商大肆进行走私贸易。正德十六年，驻扎东莞虎门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鋐调集战船50艘对盘踞屯门的葡萄牙展开攻势，最终取得“屯门之战”的胜利，将葡萄牙殖民者尽数驱逐。
明嘉靖元年（1522年），四艘葡萄牙船再次向屯进发，企图在屯门建立据点，在西草湾海面（今珠海市南部水域）与明朝水军激战并被驱逐。
葡萄牙殖民者在东莞屯门遭受数次重创后，把目标转向澳门。明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政府为绕开葡萄牙与中国直接贸易，派遣威得尔率领舰队来到澳门海面，前往珠江口探测到广州的人口水道并在虎门劫掠商船，东莞近海水寨派出兵船拦截。这些事件表明，明代中后期以来形成的以“中路”东莞为防御重点的国家海防体系，对抵抗以葡萄牙人为首的西方殖民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东莞屯门为重心的广东海防建设萌芽于唐宋时期，发展到明代终于形成了较为系统、成熟的海防体系。明代因受沿海海盗和倭寇的侵扰，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明代国家的海防体系建设，正是在全面实施海禁的背景下展开的。东莞是明代广东境内海岸线最长的县治，明朝政府在东莞辖区先后设置了南海卫所、广东海道等重要的海防机构。
1834年9月，英国2艘军舰内犯，虎门炮台迎敌。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殖民者在珠江口挑起九龙之战、第一次穿鼻之战、官涌六战等系列小规模战斗，均被广东水师击退，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斗志。
1839年，发生在东莞的虎门销烟，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作为战争触发地和重要战场（沙角之战、虎门之战）的东莞，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光辉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主要参考文献：《东莞地域历史文化丛书：东莞城市历史文化特色与价值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东莞地域历史文化丛书：莞城历史文化特色与价值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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