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庚捐赠展”看当下容庚研究的学术意义
容庚《金文编》手稿主办方供图
●陈英杰
编者按
今年11月，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指导，中国美术馆、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共同主办的“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容庚先生是著名的学术泰斗，集古文字学家、教育家、鉴藏家、书画篆刻家等身份于一身。他一生专精学问，著作等身，收藏宏富，晚年将毕生收藏捐献给国家。本次展览共展出300余件容庚先生及其家属历年捐赠国家的文物，不仅涵盖了其收藏中最为精华的部分，更充分彰显了容庚先生的大德、大爱和大艺。围绕此次展览的重要价值、展陈亮点以及容庚研究的学术意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英杰撰文进行了分析梳理。
另一方面，由广东潮剧院精心打造的大型潮剧现代戏《秘密交通站》于第十四届广东省艺术节举行期间在广州上演，该剧凭借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扣人心弦的剧情和独特的舞美设计赢得好评和掌声。中国剧协秘书长、著名戏剧评论家崔伟就该剧的成功经验和艺术价值进行了总结和褒奖。此外，本期文艺评论还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副会长刘海玲关于广东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自制融媒体粤语情景剧《追时代》系列的点评，以及著名艺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于洋为近期在穗揭幕的“岭上云天”——广东画家陈天画展所作序言，敬请垂注。
容庚（1894-1983）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颂”读作“容”）。容庚1894年9月5日生于广东东莞莞城镇。一生治学所在有两个领域：金石和书画。他在金石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1942年以前完成的，由于客观环境的局限，1942年之后其兴趣逐渐转向书画。
2020年11月，中国美术馆联合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十二家博物馆、美术馆，推出“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展出300余件容庚先生及其家属历年捐赠给国家的文物，既包括容庚先生各个时期所作书画、篆刻作品，又包括容庚先生及家属捐赠的青铜器、历代书画、丛帖、金石拓片、手稿、信札、文房印玺以及文献资料等。诚如官方宣传所言，这次展览涉及门类极为广泛，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容庚先生学术、艺术上的成就，以及向国家捐赠个人收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为配合这次展览，主办方在推出相关讲座的同时，还举办了“容庚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美术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在京学术机构和高校的学者以及容庚先生家乡东莞市的有关领导，就容先生的收藏、治学、品格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是容庚先生的收藏及学问第一次如此“高规格、大规模”地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在容庚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于“容庚之学”研究的开展以及容庚相关学术资料的编纂、出版，将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希望馆方能把这次展览的展品进行整理，按专题分册出版（比如容先生家属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177方印章应单独一册），并完善展品的相关说明，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给予注释，让这次展览发挥它最大的史料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此次参展的藏品中，我除了关注容老个人的书画作品、“毛公鼎铭集联”、金石拓本题跋等内容外，还特别关注《金文编》出版前的手稿以及栾书缶。这份手稿收藏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容庚商承祚纪念室”，只有小本子四册：商周金文编三册、秦汉金文编一册，商周金文编不及后来《金文编》的一半。黄光武先生推断这应该就是谒见罗振玉时所携之稿本，应该是可信的（《容庚〈金文编〉诸版序言漫议》，《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金文编》是容老的成名作，容老以此手稿得到罗振玉的赏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自此容老开始了其金石研究之路。容老从1922年开始求学、任教于北京，一直到1945年。在这里，容老受教于王国维、马衡、沈兼士等名家之门下，有机会受到全国学术氛围最好的环境的熏陶，接触了大批新的铜器铭文材料，所以，原手稿本与后来于1925年出版的第一版《金文编》不可同日而语。《金文编》1939年出第二版，1959年出第三版，1985年出至第四版，即今日通行之版本。其以“功力扎实、学风严谨、体例科学”著称于世，被公认为金文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围绕《金文编》出版了三本专著：陈汉平《金文编订补》（1993）、董莲池《金文编校补》（1995）、严志斌《四版金文编校补》（2001），还有多篇单篇论文以及硕士论文。所以，《金文编》手稿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栾书缶是容老收藏的最重要也是最贵重的文物之一。该缶是1944年容老从古玩商人倪玉书处购得的。得此缶后，容庚名其居所为“晋缶庐”，还自刻“晋缶庐”三字印章。《容庚自传》云：“喜搜藏金石书籍……其所藏金石书画，若错金40字之春秋栾书缶”，举例仅选择栾书缶一器，可见其对此器珍爱之程度。该器照片著录于容老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铭文收入1957年出版的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铭文错金，无法棰拓，容老请北京著名书法篆刻家金禹民摹刻拓墨。即我们所见到的那张黑底白字的拓本。该器1956年捐给广州博物馆，1959年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容老与张维持合著之《殷周青铜器通论》以器主为春秋中期晋国重臣栾书之故，将之定名为栾书缶，此说被学界广泛接受。但学者也有不同看法，1990年，瓯燕先生从考古类型学角度，将之断为战国楚器。专门研究楚系青铜器的刘彬徽先生认为其器型属于楚系尊缶范畴，时代属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是栾书后人在晋仿楚器而作。近年经过林清源、李学勤等先生的研究，现在学界基本断定该器为战国中期的楚器（或楚式器），但其器主等有关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容老在青铜器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材料的著录和青铜器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容老摩挲过包括清宫藏器在内的大量公私藏器，有着丰富的鉴定、辨伪经验，其所著录的青铜器均鉴别精审，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可靠资料。其另一部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商周彝器通考》，首次突破宋清以来金石学的模式，把辨伪、断代、释文、考证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容庚先生充分吸收宋清两代金石学的成果并益以近代考古学的成就而集大成者，是对中国青铜器作系统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的划时代著作，它的出版，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迈入现代青铜器学的里程碑。”（参见曾宪通《商周彝器通考》重排本前言）
“容庚之学”在今天的研究意义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主要谈一谈容庚研究的学术意义。
容庚研究是中国青铜器学术史和古文字学发展史以及民国学术史研究的题中必有之义。《商周彝器通考》和《金文编》是容老金石学研究的代表作。《金文编》是其成名作，我们今天编纂文字编，除了要承继其建立的基本范式外，更重要的是光大其学术创新的内在思想和核心精神。文字编纂一直都是学界非常重视的事，但在编纂体例上形成了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又演变成为一种惰性，所以，容庚《金文编》迄今仍无法完全被替代。《商周彝器通考》是容老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国青铜器学的奠基之作。该书对青铜器的说明，语言简洁、精确，信息量大，迄今仍堪称典范。李学勤先生在《青铜器入门》中说：“通论青铜器的专著，最有名的应推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这部书虽早在1941年问世，但从内容的广博精审来说，迄今还罕有比肩者。”
据于省吾先生《〈商周彝器通考〉序》，容老继《通考》之后，欲作《商周彝器款识通释》，“于金文之国名、地名、人名、女姓、宫室、年月、典礼、官制、韵读、吉语诸端，咸在分章考证之列”。此书之编纂一直未能实现。到了1978年，容老给刚被录取的研究生张桂光先生写信，希望他能继为此事。据张先生自己说，“现书稿已具规模，进入修改补充阶段，争取今年定稿交付出版，以慰容老于九泉之下。”（参见张桂光《入容门前几件小事的回忆》）数年已过，尚未见到书，不知现在进展如何。今天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已很深入，完成容老《通释》的条件已经接近成熟，应该有一部类似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那样深入的、对一千多年来的金文研究进行集大成式总结的著作出现。
民国期间，容庚发起成立考古学社（出版《考古学社社刊》6期），并长期担任《燕京学报》主编，很多学者的论文专著的发表、出版，都得到过容庚的帮助，比如郭沫若、张荫麟等。容庚交游广泛，据闻，《容庚传》作者夏和顺先生搜集的容庚书信有两千多封。容庚是民国学术界的一个核心人物。所以，围绕容庚的研究，可以说是整体民国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缩影。我们期待着容庚书信以及中山图书馆所收藏的容庚手稿等相关资料能够尽快整理出版，推进容庚研究以及“容庚之学”的建立。
新闻推荐
81家东莞企业通过“倍增计划”连续3年营收倍增 2亿元“红包”再助企业开拓市场
南方日报讯（记者/叶永茵）“政策实效足、针对性强，为企业开拓市场再添助力。”东莞倍增企业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