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雄 矢志不渝问学术 豁目开襟得先风
中学时代的陈万雄。
陈万雄留学日本时的寓居旧照。
1987年，陈万雄（右）在香港与汤一介（中）先生和李泽厚（左）先生的合照。
陈万雄在新疆戈壁滩上的留影。
陈万雄是一位学者型出版人，他出版的不仅仅是书，更以书作桥，将其变成承载文化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陈万雄从一名编辑成长为香港出版界的领头人之一，参与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故宫全集》等影响深远的图册书籍，功成身退后，他依然将视野面向国际，身处出版一线，为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发光发热。
在三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中，陈万雄不忘故乡文化发展，将其收藏、出版的珍贵图册书籍陆续捐赠予故乡的长安图书馆，为东莞文化发展添砖加瓦。在得知故乡要为自己出版文集时，陈万雄十分欣喜，并极力配合出版，与故乡文化界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一段东莞与香港文化交流的佳话。
文：李彤晖图：受访单位提供
学海回眸
以书为桥传播中华文化
1948年，陈万雄生于东莞长安，自幼与书为伴，笃爱阅读，尤其喜爱文史与小说类书籍，经常读至废寝忘食的地步。小学毕业后，陈万雄随家迁至香港。高中三年级时，他有幸成为近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弟子和香港新亚书院早期毕业生胡颖超的学生。在胡颖超的循循善诱下，陈万雄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无限向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未来走向与中华文化的前景”成为香港学者最关心的课题之一，也影响到了还是高中生的陈万雄。在接触过大量相关著作及文章后，该话题一直萦绕在少年陈万雄的心中。
入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后，陈万雄接触到了严耕望、牟润孙等新亚书院里顶尖文史哲学者，转益多师，成就了他极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为解答心中疑惑，陈万雄在大学三年级时矢志治学，接连修读王德昭多门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课程，将个人研究重心定为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的近代中国，从而奠定了他坚实的学术基础。
近代中外历史的发展轨迹，教会了陈万雄要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探究中国未来。1975年，陈万雄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并完成毕业论文《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于1992年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1977年，陈万雄赴日留学。留学期间，他没有将视野局限于学业课程，而是把闲暇时间与精力全花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与日本学者对中日近代的比较研究上，作为他日后研究中国近代化的基础资料。
1980年，陈万雄学成返港，进入香港商务印书馆任职编辑，工作之余依旧醉心学术研究，于1983年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21世纪初，陈万雄出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使他学术研究的时间愈来愈少。矢志治学的他只能撰述些短篇文章，以慰藉初心。
失之东隅，得之桑榆。虽然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占用了陈万雄宝贵的学术研究时间，但也开启了他作为出版人的新历程。得以亲炙沈从文、王力、启功等大家，并深受这些前辈学人的影响，陈万雄成为了一名毕生都在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从他们身上，道德文章，时代风范，启益良多。”在《东莞学人文丛·陈万雄集》的前言中，陈万雄感叹自己从这代学者身上，学到了道德信念的秉持与国家民族的责任承担，作为出版人，他有责任将中华文化传播至世界的每个角落。
20世纪80年代，陈万雄接触到了大量欧美与日本的优秀出版物。看着这些色彩缤纷、内容推陈出新的历史文化图册，他在爱不释手的同时，决意要为中国历史文化开拓新的出版路向和模式。
成为出版人至今，陈万雄遍历祖国南北河山，实地实物考察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使他的视野和观念跳出纯文献的局限，对自己过往的学术研究有了新的认识，立足国际，策划出版《故宫全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中国本草图录》《敦煌石窟全集》《中华文明传真》等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图册书籍，在继承与传播传统文化方面倾心尽力，用书籍搭起了一座内地通往世界的桥梁。2003年陈万雄荣获香港印制大奖之杰出成就大奖，2004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2014年任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国出版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与影响。
出书逸话
爱乡情怀成就港莞文化交流范例
一本书，承载着故乡对东莞学人的厚爱与激励，传递着东莞学人真挚的爱乡情怀。
“家乡帮我出的这本书，好过给我100万元！”2015年，得知故乡为自己出版的文集面世，陈万雄即刻从香港回莞取书。见到“东莞学人文丛”的编委后，陈万雄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留下了这句有些世俗却十分真诚的感激之语。
如今，回看《东莞学人文丛·陈万雄集》的出版往事，不仅是东莞文脉传承的记录，更促成了一段东莞与香港学术文化交流的佳话。
2001年，曾任东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下称“文史委员会”）主任的李炳球，在广州古籍书店购入了陈万雄的《五四运动源流考》，这是陈万雄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论文，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于1992年将其出版成书。李炳球带回东莞的，是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再版的版本。通过本书的勒口简介，文史委员会第一次了解到东莞还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学者——陈万雄。
后来，文史委员会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万雄所著学术散文集《穿梭历史之间》，阅读之后颇感震撼。
经过一番查证，文史委员会得知陈万雄不仅是一位知名学者，更是声名远扬的出版人。2009年，东莞市政协为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作用，决定征集出版《东莞学人文丛》，作为知名文史学者、出版人，陈万雄文集在文丛策划之初便位列其中。
作为一位学者型出版人，陈万雄出版的不仅仅是书，更以书作桥，将其变成承载文化的力量。在三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中，他不忘故乡文化发展，将其收藏、出版的珍贵图册书籍陆续捐赠予故乡的长安图书馆，为故乡文化发展添砖加瓦。
得益于陈万雄与故乡的紧密联系，文史委员会通过长安图书馆馆长陈广权的引荐，取得了与陈万雄的联系。经过简短的电话沟通，陈万雄十分赞赏、认同故乡策划的“东莞学人文丛”系列丛书，在《东莞学人文丛·陈万雄集》的前言中写道：“承东莞市政协"东莞学人文丛"编委会的好意，要出版本人的学术文集。"东莞学人文丛"之出版，乃乡梓文化学术盛举，得忝列其间，固感荣光，亦不无惶恐，怕不足以当之。”
同意《东莞学人文丛·陈万雄集》出版后，时任商务印书馆（香港）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的陈万雄，于百忙之中多次回莞拜访文史委员会，共商出书事宜，与文史委员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仅用三个月的时间便将书稿亲自交予文史委员会，赤子之心令人动容。
对于东莞学人来说，家乡为他们出版个人文集，是这座城市对他们的认同。
以本书为纽带，陈万雄与东莞文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多次帮助文史委员会引荐港粤知名文化人士。例如，著名出版人李祖泽曾来到莞城图书馆接受口述史录制，便是由陈万雄先生帮忙联系。《东莞学人文丛·陈万雄集》的出版，已成为东莞与香港文化学术交流的范例，而它的影响将一直持续。
学人简介
陈万雄，生于1948年，广东东莞人。博士，香港著名出版人。1980年入职商务印书馆（香港），曾任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商务印书馆（香港）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商务印书馆电子商贸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中英文教出版事业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主席，岭南（大学）学院（香港）校友会会长，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香港出版总会会长等公职。2003年荣膺第十五届“香港印制大奖”之杰出成就奖，2004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
学人风采
驰骋于中国文明的时空
——关于《中国地域文化大系》的编辑构想
文：陈万雄
一、多年的愿望
用丰富的图像、精美的印制、新颖的角度去重构中国历史和文明史，是我们二十年来一直努力不懈的出版愿望。愿望的出现，无可否认或多或少是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受来自欧美和日本出版的影响。看着他们出版印制色彩缤纷、内容推陈出新的有关历史文明的图册，爱不释手的同时，也激励我们要比肩世界的出版，启发我们要为中国历史文化开拓新的出版路向和模式。
我们很幸运，客观环境的配合，让我们能不断开拓不同类型有关中国文化艺术图录的出版，且相当的成功。
从香港启端的华人经济起飞，带来生活的改善；教育日益普及和提高，诱发对文化和艺术的追求；甚至乎中国的开放，外国人要睁眼看中国；等等，无一不是有利我们开拓各类型文化艺术图录出版的客观因素。在这十多年，我们编辑出版过不少很有代表性且营销成功的各类图册。我们亦出版过如《千年古都西安》的断代历史图录。但多年萦绕于心，无时不以之为最大的出版愿望的，是编辑出版一套多卷本图文并茂的“中国历史图录大系”或“图录中国文明史大系”。这是中文出版界长久以来的一个空白。以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而骄傲的我们，竟然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国出版本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图录不知凡几的强烈比对下，作为一个中国出版人，愧疚之余，内心不能不燃烧起一种强烈的愿望。
二、在挫折中形成构想
编辑出版一套完整的图录中国文化大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多年来，我们多种构想和合作方案，都未能成功。失望是有的，但我们依然保持愿望，继续探索可行的方案。在十多年的出版策划中，未有像图录中国文化大系如此艰巨的，这不知算不算也是一种“多难兴邦”。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幅员广袤，要编得系统完整，必然卷帙浩繁，非集合一班学者专家之力不为功。何况要统合众多专家学者，使达至共识，确立学术方向，以一家出版社的力量，本就困难。更困难的是图片。因为是图录性质，需要有大量的历史文物艺术图片，需要遍布中国大地的历史遗迹的图片，需要搜罗能反映中国各地风土地貌的图片，这牵涉到的人力物力以至调度能量之大，可以意想。所收集的图片，要既全面又典型，能反映全地域全过程的中国文明史发展史，单靠一两家博物馆的藏品，实难毕其功。要调动全国各省市的博物馆，倾其所藏，以襄盛举，其不切实际，不说自明。何况，最新的历史文物，往往在各地的考古单位，尚在研究阶段，其他人无从知晓，这又是困难所在。编辑出版图文并茂的中国文明大系，图片是我们进行这项文化工程的第一道难关。
不用讳言，中国文化文明史的基础研究和著作目前异常薄弱。即使新中国成立前虽有多种名为文化史的著作，严格地说，其实是中国哲学思想史，并非是真正意义的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立体地综合历史的各个方面交织熔铸而成的文化史。这样凭借既少，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要做凿空的工作，不编辑出版文化或文明史，而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历史图录，固未尝不可。这种方法跳不出传统历史通史的囹圄，创新意义较少。相对而言，文化史图录比之历史图录，更丰富多彩，更能发挥图像阅读的优势，更能补救长期以来文化史近乎空白的缺陷。
编辑文化和文明史，牵涉到要组合历史学和考古学。中国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虽然研究对象相同，考古学界与史学界，长期相互间少所闻问，甚至两门学问打成两橛。虽不敢说，所有的中国学者皆如此，最少笔者能说出的如国内的李学勤先生，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海外和台湾学者许倬云等先生，皆善于利用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无间地结合文献作研究。但不能否认，这种汇通性的学风到底不普遍。文化文明史的编写，欲要汇通史学和考古两门学问，要组合具两方面学科的写作班底，也绝非易事。这是文化史大系出版工程的第二道难关所在。
三、建构中国文化新图像
俗语说教学相长，其实编辑出版亦会“编学相长”。随着编辑出版事业不断发展，我们对近几十年考古和研究成果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认识，无论是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还是对各朝代的物质文化的研究，均取得重大的突破。积蓄既厚，中国历史的研究和知识正面临重大变革。
因工作的关系，东南西北地跑，履足其地，耳闻目睹，辽阔的中国大地，地貌多变的山川形势，南船北马各方风物，展现的是一本硕大无比的中国历史著作。在阅读这本硕大的历史著作的时候，原有中国历史的知识无不时刻受到冲击，习以为常甚至奉以为金科玉律的历史思考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再加上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文物，实物和图像使我们有更贴近历史的感觉。这种贴近历史的感觉，提供了文字记录以外的对历史理解的另一种新角度，让我们时有耳目一新的发现。以上种种新的认识，促使我们改变原先全由时序去策划出版图录中国历史文明的构想，转而代之以区域结合时序的新编辑构想。
这样我们大约在1990年开始启动，进行《中国地域文化大系》的编辑出版工作。
……
六、十年磨半刃剑
所谓十年磨一剑，以示得来不易。惭愧的是我们只完成原计划十二卷的《中国地域文化大系》的一半（6卷）而已，所以剑只磨了半刃。
即使这六卷，也有不少不完美不完整的地方。各卷定名的不规范，各卷各章中的学术水平的不平衡，文物图片覆盖的轻重不一，个别出现的错误等，都不如人意。但说实在话，如果没有各合作单位、学者和摄影师的衷心配合，成果更远不能至此。对大多参与者来说，付出心力排除各种困难，尽可能做到最好，是出于一份对这套文化大系编辑出版意义的认同，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感，这是我们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最受鼓舞和激励的，对此谨向诸位参与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本文节选于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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