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亲缘业缘 看东莞对容庚先生治学的影响
容庚成长受业于东莞，求学治学于北京，精研书画于广州，为我国古文字、青铜器及古书画的考订研究及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东莞作为容庚的家乡，给予其深厚的文脉家学滋养以及金石书画启蒙，成名作《金文编》初稿亦于此地完成。北上寓京期间，容庚以同乡之谊、同业之缘，广交良师益友，切磋精进学术，促其成就学术高峰。本文试从地缘、亲缘、业缘三个方面探讨莞邑、莞人对容庚治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地缘：承乡风文脉
东莞为岭南古邑，东晋咸和六年（331）立县，素有崇文重教传统。明清以来，学馆林立，名师掌教，科甲鼎盛，英才辈出，文脉延绵不断。文人墨客，雅集成风，喜在东莞的名胜园林中结社吟诵。晚清，博厦张氏建可园，邀请居巢、居廉客居于此，鼎力相助其创造性发扬“撞水撞粉”技法，使东莞可园成为岭南近代花鸟画摇篮以及岭南画派策源地。容庚深受乡风文脉熏陶，形成勤勉好学、博思卓识的个性特质，成为其矢志治学的基础。
兴学重教之风
唐宋以来，随着氏族南迁及经济发展，莞邑讲学育才之风渐浓。特别明清两代，政府兴学，官员促学，乡绅助学，宗族重学，公私学馆众多且体系完备，建有县学、社学、书院、私塾、义学等90余所。官绅贤达延请名师掌教宝安书院、龙溪书院等，书院授业者多为饱学之士，如“粤诗冠冕”之称的李黼平、“东塾学派”的开创者陈澧等。可谓名儒硕彦云集，学子门人多出俊才，其中不乏书画名家，如被誉为“粤东冠”的山水画家袁登道、擅写兰竹尤善行草的王应华、以画马著称的张穆，均在岭南画坛占有独特地位。
兴学重教造就东莞科名显赫，出现三代及第、四世科甲的盛况，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东莞有举人1691名、进士223名。朝中任职不乏文武兼备者，如受封“东莞伯”的何真、孤军卫城救国的罗亨信、被誉为“大明长城”的袁崇焕等。明理学名臣丘濬曾言：“岭南人才最盛之处，前代首称曲江，在今世则皆以为无逾东莞者。”
近代，东莞的教育事业多由东莞明伦堂支持。明伦堂曾出资筹建5所中学（含东莞县学堂），资助200多所公私小学，又为留学者提供津贴，“东莞籍往西洋（欧美）留学的每人每年津贴一百六十两（后来改两为元）；往东洋（日本）及北京留学的每人每年津贴八十两”。清末，明伦堂在京城留置公产，由容庚外祖父邓蓉镜经手购得烂缦胡同49号（现127号）院落作东莞会馆，为莞籍学子提供应考居留、探讨学术之所。容庚伯父容作求亦曾担任明伦堂董事。得益于此，莞籍学子赴京留洋深造者众多，且多有建树，如伦明、容庚、容肇祖、张荫麟等，历史学家陈垣曾赞誉：“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
文人雅集之风
明天顺五年（1461），莞人结凤台诗社，其后县令吴中筑诗社于县城凤凰台下，作为诗人雅集之所，酬唱渐成风气，著名学者黄佐、屈大均分别称道凤台诗社“力追唐音”“颇得源流之正”。凤台诗社相继延续近五百年，促进了岭南诗派的形成与发展。清初，东莞县城西北有东湖，莞籍画马名家张穆与善诗能书的进士尹源进先后在此修筑东溪草堂、兰陔别墅，遗民逸士、画家诗人纷至沓来，唱和不断，其中包括“岭南三大家”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等人。文人雅集成风，潜移默化地助益东莞文脉的延续。
岭南画派之源
晚清时期，东莞可园（清代广东四大名园之一）主人张敬修延请岭南画坛的杰出代表居巢和居廉（画史上合称“二居”）寓居可园十数年，为“二居”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资源、富有诗情画意的园林环境以及良好的文化氛围。“二居”以写生、写实为旨趣，突破当时流行的文人花鸟画程式，“承继恽南田以来的没骨花卉画法，并创造性地将撞水、撞粉之法发扬光大，在近代岭南画坛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居廉晚期弟子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开创了岭南画派，而传承其艺术的东莞画人亦蔚为可观，其中不乏知名画家如容祖椿（容庚从叔）等人，东莞可园成为岭南近代花鸟画的摇篮及岭南画派策源地。
二、亲缘：以家学为基
莞城人文荟萃，名门望族众多。容庚成长于容、邓两大望族之家，深受家风熏陶、家学浸染，在家族前辈的引导、指点和培育下打下扎实的学术根基。
家风熏陶
旨亭街容氏以科甲起家，祖父容鹤龄为同治二年（1863）进士，掌教东莞龙溪书院、顺德凤山书院十余年，曾礼聘陈澧来莞讲学，莞邑士子多出其门下；父亲容作恭为光绪二十三年（1907）拔贡，喜治史学，藏书万卷；从叔容祖椿师从居廉，以画花鸟见长，兼擅人物、山水，精鉴赏，是广东诗书画界社团“清游会”的倡导者之一，也是广东“国画研究会”重要成员。南街邓氏诗书传家，尤善治印，自始祖邓云霄至邓尔雅，治印相传十一代，外祖父邓蓉镜为同治十年（187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曾掌教广雅书院，擅篆刻，富收藏，金石拓本、书籍、古玩、印谱一应俱全；舅父邓尔雅传承祖辈治印之艺，印、书、诗、画皆负盛名，尤擅金石书法、文字训诂，著有《文字源流》《邓斋笔记》《印学源流》等，曾求学广雅书院，成为陈澧门下三传弟子，又于1905年赴日本专攻美术，积极参加各类社团，加入邓实、黄节等组建的“国学保存会”以及柳亚子、黄宾虹、蔡守创建的“南社”，负责“南社”广东分社社务，参与黄宾虹等组建的“贞社”，与潘达微、黄般若等组建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两大家族，世代书香，为容庚积淀了深厚的学术底蕴。
邓蓉镜晚年写下《家规六则》，其中“一曰勤，民生在勤，不止读书之宜戒荒嬉也”，受此家规教诲，容庚常以“孔子自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自勉，并终身践行。容母邓琼宴秉承家风，严格要求子女，效孟母三迁，为子女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带容氏兄弟随邓尔雅辗转广州、东莞，邻校而居。容庚少时曾沾染恶习，“嗜赌博，纸牌、天九、麻雀、鹘子、象棋之属靡不喜。间复吸鸦片，饮酒为乐。母知之，辄痛责，责而悔，悔而改，至于再三。余之不终于堕落者，母之教也。”为报母恩，容庚潜心治学，终成一代大家。
家学滋养
容庚一生有两大嗜好，一曰金石，二曰书画。金石得益于舅父邓尔雅，书画主要受教于从叔容祖椿。尤其邓尔雅，在容庚早期学术方向和学术道路的选择与确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容庚曾言“没有四舅邓尔雅，便没有容庚，我也是一个没有"文凭"的教授”。此外，容庚亦受外祖父邓蓉镜影响，喜好鉴藏研究。
1.得邓尔雅授业，结金石之缘
●由印而字，激发兴趣。容庚兄弟三人自幼随邓尔雅学治印。邓尔雅认为，无文字学功底，篆刻亦难有成就，故十分重视文字工具的研究，有意引导其学习金石文字，翻阅许慎《说文解字》、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以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书。正如容肇祖回忆：“从刻印的兴趣，他步步深入地把我们的学习中心纳入正常轨道，使我们青年好奇意识自觉地转入到必读文史古籍等方面去。”在邓尔雅引导下，容庚选择金石作为治学方向，历时六年，完成《金文编》初稿。
●倾其所藏，助益治学。邓尔雅藏书丰富，并经交游广泛的同道“借了许多稀有难得的金石文字书籍”，为容庚提供丰富的治学资源和便利的研究条件。邓尔雅常以个人墨迹与收藏赠予容庚，激励其用心求学。得知容庚藏有居廉的花草册页后，邓尔雅将其收藏的居廉画作相赠。容庚自北大返乡省亲，邓尔雅书“独立千秋谁与共，一洒当年新学肠”联以赠，嘱其奋力编成《金文编》。
●引荐名师，帮扶提携。邓尔雅自幼常伴邓蓉镜左右，得以结识名流，求学广雅时结交名家之后，留学日本期间认识诸多爱国志士，回国后长期活跃于南北艺林，参与各类社团活动，广交海内知名学者、书画名家。邓尔雅以其自身的人脉资源，提携帮扶容庚。1922年托友人写信，引荐容庚携《金文编》向罗振玉求教，使容庚得以在高等学府深造并获大师名家指导；1926年引荐容庚拜访黄宾虹，并亲自修书“深愿足下进而教之也”。
2.受容祖椿启蒙，好学画师古
青年时期，容庚受从叔容祖椿书画艺术启蒙。容祖椿指导容庚观摩《佩文斋书画谱》《画史汇传》等书，操笔临摹古人画作。1937年，容祖椿为容庚创作一百五十余幅扇册《自庵花卉扇册》，是其晚年最为用心创作的花鸟画系列，对此容庚甚是喜爱，亲自书写画目、题跋以及《容祖椿小传》，详细为每幅画作定名，又请商衍鎏、吴镜汀、启功等十余好友品评、题跋。参与绘画实践、品鉴容祖椿等名家画作，使容庚对书画艺术一直保持浓厚兴趣，闲暇之际喜临仿古画，如临柯九思《竹谱册》、仿大痴山水图轴、仿戴进《湖山结夏图轴》等。
3.承邓蓉镜遗风，喜鉴藏研究
容庚外祖父邓蓉镜，喜好书画鉴藏，亦收藏书籍、金石等。在京期间，“时与赏鉴者游，获闻绪论，见有名人遗迹适惬于心者，辄购藏之，并摭次其人之事实汇纪于册”，晚年将所藏书画编成《诵芬堂藏书画记》。容庚少时曾得见外祖父的收藏，受此影响，常流连古玩店及书肆，购藏研究青铜器和书画丛帖，成为一名学者型的收藏家。容庚自言“得商周彝器百数十事，篡辑为《颂斋吉金图录》及《续录》；得丛帖250余种，编其目为《丛帖考》；收集明清以来书画，得1300卷轴、册并及所见500余种，为《颂斋书画录》”。
三、业缘：借乡谊精进
民国以来，东莞赴京问学人数众多，1918年“北京东莞学会”登记在册的会员有94名，大多为莞籍学生。1922年6月，容庚北上求学，到京后入住上斜街东莞新馆，以乡谊为纽带，与莞籍学者、藏书家伦明及张伯桢成为好友，并借邓尔雅友人引荐结识罗振玉、马衡，破格入读北大国学门，进而结识王国维、陈垣、顾颉刚、商承祚、张荫麟等良师益友。得良师指点引导，与益友切磋促进，容庚学术精进，逐步走上治学高峰。
会馆之谊
北京东莞会馆为莞籍举子来京赴考的居所，亦是莞籍学人聚集之地。民国时期，北京有两处东莞会馆并行使用。一处是位于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由张伯桢一家负责管理，另一处是上斜街东莞新馆，由伦明一家负责管理，容庚兄弟初来京即落脚此处。1922年10月，留京东莞学会在东莞新馆成立，宗旨为“联络感情，研究学术，谋本邑文化之增进，社会改良为目的”，容庚、容肇祖任审查员。
容庚留京治学二十余年，两处东莞会馆成为其会见亲友、交流学术、弘扬乡邦文化的重要场所，并与张伯桢、伦明成为好友。伦明常为容庚主编的《燕京学报》投稿，其研究考证的《续书楼读书记》《渔洋山人著书考》及有关续修四库全书的论文，皆发表于此。容庚与张伯桢、张次溪父子来往甚密，尤与张次溪交好。1935年容庚与伦明、张次溪共同出资编印《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卷，使这幅附有陈子壮等人题诗、罗振玉等人题跋的珍贵资料得以保存和流布。又因伦明、张伯桢、梁启超同为万木草堂弟子，且张伯桢是梁启超在东莞讲学时弟子，容庚借此与梁启超相识，曾于1925年10月5日记载专程前往清华拜访梁启超并赠送《金文编》一事。
此外，东莞新馆亦是容庚艰难时期安身立命的庇护所。1941年因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容庚从燕东园移居东莞新馆居住五年，其在《丛帖目》自序中提到：“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起，余移居上斜街东莞新馆，百无聊赖，以书画遣日。”
良师之助
北上求学初期，容庚借乡谊之助结识罗振玉、马衡，成为其一生治学的转折点；就读国学门研究生时，又得王国维、陈垣等名师指导，对其毕生治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22年7月，容庚携邓尔雅友人的介绍信，以三册《金文编》稿本求教罗振玉并得其赏识，罗振玉向马衡引荐，称其“治古金文，可造就也”。时任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的马衡，接到罗振玉引荐信后，辗转托文学院教黄节（与邓尔雅有诗文交往）致信约见容庚，因《金文编》体例严谨、材料丰富，决定对其不予考试，破格录取。得益于两封出自乡谊的信函，容庚以中学生身份破格入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留下一段伯乐识良马的学林佳话。
罗振玉对容庚编撰出版《金文编》起重要推动作用。此前罗振玉拟增补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而未果，见容庚《金文编》编撰意图、收字范围与其观点不谋而合，故“尽出所藏墨本佽助之”，并于1925年出资为其印行《金文编》，助容庚奠定在金石学领域的学术地位。马衡作为国学门导师，引导容庚将铭文研究与器物考古相结合，对其考辨商周彝器有直接影响。容庚受聘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期间，两人在故宫博物院同组鉴定古铜器，随后容庚编印《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亦得到马衡的大力支持并作序。
容庚入读国学门后，于1923年结识国学大师王国维。编撰《金文编》时，王国维为该书举证四五十事、订正二三十条，并在序言中评价“其书祖述中丞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王国维曾称：“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正因此评价，郭沫若以“未知友”之名与容庚开始书信往来，留下了56封学术交流信函，成为学界佳话。
容庚在国学门曾是陈垣学生，又因陈垣与莞籍学者伦明为知交好友，所以容陈二人交往日益频繁。容庚入职燕京大学后又与陈垣成为同事，于是两人由师生渐成莫逆之交。当代历史学家陈智超曾说：“因为陈垣的原因，很多在北京的东莞学人聚集在一起。”《陈垣往来书信集》中收入陈垣和容庚往来书信11通，内容以托购书籍、学术交流为主，可见二人相交甚深，相互提携促进。
益友之交
容庚亦借助乡谊结识商承祚、张荫麟、顾颉刚等人，与之成为志趣相投的学术挚友，相互切磋转益，共同推动中国金石学和考古学的发展。
在天津求教罗振玉时，容庚结识商承祚，其时商师从罗氏学甲骨文，后两人成为北大国学门同学。容庚南归广州后，与商承祚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共同创立古文字研究室。二人同学、同业、同事，知交六十余年，常一起研讨学术，鉴定古物，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知交相长。
容庚就读国学门时，于陈垣家中结识莞籍学人张荫麟。张荫麟以史、学、才出众知名，陈寅恪称之为“清华学子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曾为容庚《古石刻零拾》作序，十分推崇其“以审美态度治史”，二人彼此赏识并在治学上相互影响。
容庚经容肇祖结识顾颉刚，两人志趣相投，重视考古调查，多次结伴外出访古旅行，对其治学金石考古有重要影响。1933年6月，在燕东园容庚家中，容庚、容肇祖、商承祚、董作宾、张荫麟、郑师许等12人拟成立“金石学会”，次年9月1日，该组织成立并改名为“考古学社”，成为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家社团，并呼吁国人共同阻止国家文物外流。考古学社汇聚了当时国内著名金石学家、古器物学家及考古学家，对促进中国金石学、考古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结语
纵观容庚一生治学之路，于东莞，受绵长文脉和深厚家学滋养，奠定学术根基；于北京，得良师指导及好友助益，成就学术高峰；于广州，培养扶掖后辈，潜心研究书画，卓有建树。其著作等身，嘉惠学林，其为人处世、为文治学所体现的品德风范更是一笔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诚如《东莞新馆记》中言：“吾邑人素以文章节烈著于世，代出伟人……诚为吾邑之光，甚愿吾辈尚论古人以乡贤先哲为法，使吾邑声誉传播于大地！”
（本文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董红、余春桂、叶茵、田恬、陈靖云，东莞展览馆黎娜、杨叶帆、曹永富，东莞市博物馆张龙、麦淑贤、万彦、姚永余，可园博物馆林臣勇共同完成，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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