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文 潜心学术，躬耕史学
陈曦文。
陈曦文在美国留学。
《撷英集——英国都铎史研究》（戚国淦、陈曦文主编）。
《陈曦文集》（东莞市政协编）。
《精粹世界史——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陈曦文著）。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陈曦文著）。
陈曦文祖籍东莞，是世界中世纪史学家、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创办者戚国淦教授的学生。自从毕业分配至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直到千禧年退休，近半个世纪，陈曦文在此学习、工作、生活，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世界中世纪史、基督教史、都铎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相当优秀的研究成果。曾担任“七五”时期国家级研究项目“英国都铎王朝史”《撷英集》的主编。在研究之外，陈曦文还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为推动学术的发展，提高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龚艺超
图：受访者供图
学海回眸
从教学到科研
投身世界史领域数十载
1934年，陈曦文出生于香港。她先后在香港圣玛加利大汉文女校、澳门培道中学读小学与初中。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初中二年级学业结束后，陈曦文从澳门到广州升学，就读于广东省立执信女子中学。为了响应当时的国家号召，1953年高中毕业后，陈曦文选择了师范类院校，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1957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陈曦文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自此一直从事历史学研究以及高等师范教育工作。1961年，结束了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的陈曦文，又回到了北京师范学院。
自此之后，陈曦文为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世界中世纪史”这一课程，20世纪80年代曾开本科选修课“基督教史”。陈曦文讲课内容深刻，效果好，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在教学中她重视教书育人，既关心学生的思想和学习，也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她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既要教会学生做学问，也要教会他们做人。
1979年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世界上古及中世纪史”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接着1984年“世界历史”被批准成为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专业。从此，陈曦文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方面。这些年来，她所培养的研究生，有的成为高等学校历史学教授，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在高等教育和出版社等单位发挥着骨干作用。
在科研方面，因为早年学习和教学的经历，陈曦文的研究方向确定在西欧中世纪史，研究重点是十六世纪英国社会发展史和基督教史。1986年至1987年被公派出国，作为访问学者就上述问题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从事学术交流和研究。当时，国家正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以“英国都铎王朝史研究”这一课题申报通过，被列为国家项目。
从此，陈曦文便有了机会将多年潜心研究的有关英国16世纪社会经济的成果加以总结成册，出版了专著《英国十六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她在序言中写道：“十六世纪的英国是都铎王朝统治时期（1485—1603年），英国是近代首先称霸世界的头号工业强国，当时还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弄清一条英国式的从传统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道路是怎样发端的，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和有益的借鉴。”该书获得了北京新闻出版局优秀图书二等奖。
此外，陈曦文还同戚国淦教授一同主编了国家级项目研究成果《撷英集——英国都铎史研究》（1994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又与王乃耀教授一起主编了《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叶）》。
在陈曦文研究的另一重点课题“基督教史”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她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研究成果。自从20世纪80年代，陈曦文在历史系开设“基督教史”课程之后，时常有学生向她请教问题，这体现了学生对此课程的浓厚兴趣。因此，陈曦文也一直希望将“基督教史”相关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于是在1999年退休前夕，陈曦文出版了专著《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陈曦文认为：“要研究中世纪时期西欧的历史必须了解基督教，基督教会在中世纪西欧各国既是一个经济实体，又是一个政治特权组织，研究基督教会史有助于加深对西欧社会发展情况的理解，阐明历史规律。”
陈曦文同其他学者合撰的著作还有《世界中古史》（1986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世界史·近代史编》（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均为高等教育学校的文科教材。其中《世界史·近代史编》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另外，陈曦文还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与中世纪史相关的研究论文结集成《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一书，于200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曦文潜心研究，并且在教学上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曾被北京市教育局等五个单位授予“1983年度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1月，陈曦文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2000年7月，年过六旬的陈曦文退休，告别了躬耕半个世纪之久的讲坛和研究事业。
学人风采
一份元代云南的重要历史文献——《马可·波罗游记》
文：陈曦文
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年—1324年）是元代来中国的意大利杰出的旅行家和商人。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记载了他和他的父、叔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亚美尼亚、土库曼、格鲁吉亚、摩苏尔、巴格达、波斯、阿富汗，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今日中国的新疆喀什等地再经河西走廊、青海、宁夏，直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即横跨当时的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进入忽必烈大汗的领地。1272年他们面见元世祖忽必烈并在他手下做事，到过今日中国东北、华北、西南、东南等地。17年以后，作为忽必烈特使护送公主阔阔真下嫁波斯伊儿汗，从海路回到意大利。书中记述了在忽必烈统治下元朝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还有他从海路回国时经过的其他国家的印象。其中，对当时中国云南地区用五章篇幅做了生动、具体的描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据马可·波罗自述，他是被忽必烈派做专使处理一件重要的国务而离开汗八里（大都，即今北京）西行到云南的。行程整整四个月。他的路线是：经过卢沟桥、涿州、大同、太原、临汾，过黄河到西安、汉中、成都而进入云南地区。当时的省区范围和今日不同，所说的“云南”应该是东至普安路的横山（今贵州普安县，一度曾包括贵阳），西接印度的阿萨密，西南至缅甸的江头城（八莫附近），南边连接八百媳妇（泰国北部）和老挝边境，北至罗罗斯的大渡河（包括今四川西昌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他所说的哈剌章省（大理等地区）、卡丹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这些地区确在今云南境内。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元朝时有白人、金齿白夷、末些（纳西）、斡泥（哈尼）、蒲蛮（布朗）、芦蛮（傈僳）、阿昌、吐蕃（藏）、怒人、撬人（独龙）、野蛮（景颇）、侬人（僮）、土僚蛮（仡佬）等族。马可·波罗到云南虽任专使，却没有什么行政责任。由于他是游客和商人，又知道大汗喜欢听讲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奇闻轶事，因而所感兴趣的多是物产、货币、税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战事等。他对所见所闻，没有用华丽的辞藻作耸人听闻的夸张描写，而是用朴实无华的语句大量介绍事实。作为一个欧洲人，他的观察和记录一般讲是比较客观的。当然他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限而不够深入的，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如对亡宋的“蛮子省”的提法。而且出于猎奇，对愚昧落后的现象讲得多了一些。但是总的来说，他所持的态度是热情真诚和友好的。
迄今为止，留传下来的元代云南的历史资料较少，其中有些已经佚失，如李京的《云南志略》流传下来的仅有一卷。郭松年的《大理行记》主要是山川风光的描述。这就更显出《马可·波罗游记》的珍贵。
总之，《马可·波罗游记》中云南行部分提供了许多生动具体的直观资料，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元朝云南史地的参考。正因为这份历史文献有其参考价值，当它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出现以后，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书的原稿使用了法、意混合语（已佚），传抄中又出现拉丁语、意大利语及其他欧洲语译本。现存各种文字抄本达数十种”。“15世纪以来出版的各种文字本子也数以百计，最重要者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伯内德托校订本，穆勒、伯希和合作完成的诸本集成、英译文。汉文译本有四种，以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记》最通行。”汉语译名中有：《寰宇记》《马可·波罗行记》《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等，本文引用的是1981年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由陈开俊等从曼纽尔·科姆罗夫英译本翻译过来的《马可·波罗游记》。几个世纪以来这本游记在法国、俄国和日本等国家都有许多学者研究。在中国，对元朝与欧洲的关系中，马可·波罗研究最为学者所重视，著述很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多收集在余士雄汇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中。杨志玖撰写了多篇论文有力驳斥了认为马可·波罗未至中国的说法，收入《元史三论》中。黄时鉴《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王颋《〈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都有许多考证研究。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习用波斯文，而且不是作为色目官员而是作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国各地从事商业贸易的。方国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表了《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的论文，证实元时云南用盐作辅币、用海贝作货币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研究和利用《马可·波罗游记》这份历史文献都有许多贡献。史卫民著的《元代社会生活史》中有23处直接引用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原文为根据。
马可·波罗来华与《马可·波罗游记》对沟通东西方文化和以后新航线的开辟有重大影响。马可·波罗来中国早于利玛窦（1582年来中国）、汤若望（1622年来中国）三个多世纪，居住在中国17年。他和他的父、叔受到元世祖忽必烈接待，并得到他的信任和委任。他们向他介绍了许多欧洲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宗教等情况，忽必烈说他自己“欲见万里如在目睫”。更重要的是，“14世纪《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人开眼看到从前一无所知的一种文明”。最近，美国《纽约时报》以《马可·波罗历险记》书评为题，说“《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鼓励着无数旅行者和探险家，其中包括哥伦布”。并引用《马可·波罗历险记》作者拉赛尔·弗里得曼的原话说，“哥伦布把译文精良的拉丁文版《世界记》（《寰宇记》）作为指南，在书页的边缘涂写，还在描述黄金、珠宝和香料的章节下面画线”（《马可·波罗游记》中云南部分就有大量描述），说“尽管诸多（关于此书不真实的）传言，但是现在的大部分学者相信马可·波罗讲述的见闻"基本属实"”。其实，不只是哥伦布，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前一阶段的重要人物，几乎都读过《马可·波罗游记》，探险家们每到某个新地，总要找《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的城市地区或国家。例如亨利王子、迪亚士、托斯堪内里、马丁·倍海姆、哥伦布、卡博特父子、达·伽马、卡伯拉尔、麦哲伦等”。《马可·波罗游记》和其他一些著作在欧洲的传诵，激起了欧洲人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游的热情，而且使人们的思想有所解放。由此可见这份历史文献的重要价值。
出书逸话
身在首都，心系家乡
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家乡东莞，但身在北京的陈曦文，早年就加入了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经常参与研究会举办的相关活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从首都师大退休后的陈曦文，一直心念能够回到家乡寻根。奈何她的父亲陈作帧自小便离开家乡东莞在外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广州任职时短暂地回过东莞几次。那时年幼的陈曦文对东莞并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是在父辈的影响和教导下，牢记自己是东莞人。
2004年，在时任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副会长赖远生的介绍下，陈曦文写书信一封与东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希望东莞方面能够帮忙调查一下家乡祖辈的情况。陈曦文在书信中写道：“我的家族根在东莞，认祖归宗，对儿孙辈也是一种教育。我是东莞马嘶乡人，父亲从小离家在外工作，多年后曾回过家乡。到了我们这一辈，现在在世的只有我和我的胞兄二人了。我们虽然籍贯一直填写广东东莞，但对所属的乡镇没有回去过，希望能帮忙调查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名字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以及现在族人的近况。”经过此次远程的寻根之旅，陈曦文同东莞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
2009年《东莞学人文丛》立项之后，陈曦文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个人文集的出版，很快就将文稿整理好，发给东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于是，《陈曦文集》在2013年就得到了出版发行。全程参与《东莞学人文丛》编委工作的李炳球回忆道，因为此前通过书信的关系，尽管并未相识，但是在与陈曦文沟通的过程中，还是能够感受到她对家乡东莞浓厚的乡情。
《陈曦文集》通过三个部分收录陈曦文学术研究成果的精华：第一部分选自陈曦文1995年发表的专著《英国十六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系列文章以丰富的史料和数据，探寻了英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是如何发端的；第二部分《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介绍了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它与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互相关系方面，揭示了基督教对中世纪西欧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第三部分不仅收录了陈曦文受邀为多位学者撰写的研究西欧历史的专著所写的序言，也收录了她撰写的两位都铎时期政治家的个人传记，以及多篇文论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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