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朝牛
段作文
有小说发表于《长江文艺》《作品》《四川文学》《城市文艺》《草原》《雪莲》《特区文学》等。曾获首届中国工业文学作品大赛三等奖、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第三届深圳“睦邻文学”年度大奖等，广东省作协会员，现居深圳宝安。
据母亲讲，当年我生父朱朝牛是因为一宗抢劫案而失联的。母亲说那个年代抢与被抢都是常事，今天你被抢劫了明天很可能就会去抢劫别人，明明你被抢劫了，结果却被当成抢劫犯抓了也是有可能的。
后来我又去父亲生活过的地方问过很多人，他们跟我一样，对朱朝牛的了解并不比母亲多。母亲说朱朝牛应该是达县人，离我们家不是很远，用的假身份证进厂。父亲失踪的第二天下午，母亲叫老乡去派出所问过，人家说哪有什么“朱朝牛”？所有人都送去了东莞樟木头。一时间，工厂里关于父亲失踪的传闻就越来越多了。有人说是拉皮条被抓的，有人说是贩毒被抓的，有人说是在“逃港”的路上被抓的，还有人说他不但抢劫了还杀了两个人。母亲被这些传闻搞昏了头脑，吓得白天不敢再走出厂门，晚上躲在宿舍里总担心有治安仔来敲门。当时我在母亲肚子里有五个多月了。她本打算回娘家生下我之后去樟木头看看的，但外公坚决反对。外公说你大着肚子回来还不嫌丢人吗？干吗还要去找那个杀人犯呢？
母亲知道父亲不至于杀人，但也只能按照外公的安排嫁给了隔壁村一个下煤窑的男人。这男人就是我的养父。据说养父的父母早年也在山里挖煤，在我小姑八岁那年因矿难双双去世了。
我养父娶我母亲之前已在煤矿里落下痨病。母亲说他是担心自己没得生育才接纳了我。几年后，母亲从深圳回到家里又生了一个妹妹，养父也认了。
后来养父因病离开了煤矿，母亲仍在深圳打工养活我们。我上小学那年，外婆偷偷将一封信给我，让我转寄给母亲。那封信估计被外婆藏了一段时间了，信封皱巴巴的。那时我认不得几个字，写给母亲的信全由小姑代笔。小姑在县城念高中，周末才回一次家。印象中她是一个较真的姑娘，人也漂亮。她说我不知道这信里面写的什么，但是从地址看，这人离你妈应该不会太远，这信要不要转交我得写封信征求她的意见。
这事儿转眼就过去十多年了，我不知道小姑是怎么处理那封信的。我相信母亲后来跟那个写信的人有过联系，他很可能就是我的生父朱朝牛或者跟他相关的人，不然她不会叫我大学毕业后去深圳找工作，并一再交代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就有可能找到那个叫朱朝牛的男人。
母亲给我的信封里只有一张彩色旧照片，是在我养父去世后的第三天晚上给我的。我刚懂事时母亲就告诉过我，我与妹妹都不是养父的亲骨肉。但他对我们都不错，所以我第一次见到朱朝牛的照片时并不觉得有多意外。养父从煤矿回到家里整天喘咳，咳了十来年，咳成肺癌后母亲才从深圳回来照顾他。
我拿着朱朝牛和母亲的合影，问她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深圳？母亲说妹妹快高考了，你先去一步，有了你爸的消息我再过来，如果他肯见我的话。
从照片上看，父亲年轻时挺帅的。那照片是他和母亲穿着蓝色工衣在厂门前的合影。厂门上方立着“合一塑胶厂”五个大字，门前有棵大榕树。他们坐在榕树下的石条上，看上去是个大热天，都很瘦。母亲穿着一只凉鞋，另一只不知去向。她斜靠在父亲怀里，一手按住碎花长裙一手托着下巴，羞涩地笑着。父亲趿着“人字”拖鞋，偏着脑袋望向顶上的榕树。他左手搂着母亲右手夹着纸烟，嘴里吐出一个大的烟圈。浓浓的烟雾让他的眼睛看上去有些昏暗。母亲说你爸的眼睛可大了，双眼皮儿，哪像你捡了我的样？我说你挺好看的呀。她说是哦，幸好我脸蛋儿不错皮肤也白，还有点文化，不然得多操心你啊。
我确实像母亲多一点，而且，我母亲的眼睛并不算小，再加上别的优点，上初中时就有男生暗恋我了。那时养父病着，母亲又不在家，我尽量让头发乱乱的，平时捡些小姑的旧衣服穿，所以到了高中再也没遇到过男生的骚扰。大学时我认认真真恋爱过一次，如果不是母亲要我去深圳找朱朝牛，我可能就跟着那朋友去了上海。当然，我选择放弃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上大三时，小姑说她公司董事长的夏公子对我有意思，大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去夏氏企业学做会计。
临行前，我把小姑的这个想法跟母亲说了。母亲说那夏氏企业的董事长是她高中同学，家大业大的咱攀不上，你到了深圳尽量别麻烦人家，先找个地方打打工，找到你老爸后再打算。
到了深圳，我还是与小姑见了面。小姑说夏公子已经结婚了，她当时的意思是希望我别因为感情荒废了学业，但是呢，我要找到朱朝牛估计还得从夏生这些“老深圳”入手，毕竟他们在这里快三十年了。
夏氏企业离那信封上的地址并不远。如果朱朝牛仍生活在这里，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碰到的。按母亲的意思，我没去夏氏企业上班，而是去了附近的美乐商场做业务员。这三年里，我一有空就拿着照片去当年的合一塑胶厂周围打听朱朝牛的消息。但那厂子在我来到深圳前就搬走了，厂房也被拆了，连厂门口的大榕树都不见了。据一些当地人回忆，那儿已成为地铁3号线一个地铁站的入口。
夜幕降临时，我就坐在地铁口的台阶上看来来往往的行人。那些行色匆匆的脚步中，再也见不到父亲当年穿过的“人字拖”了，偶尔能见到几个穿工衣的男人，但工衣的颜色都变浅了。
除了地铁口，我也常常在节假日去附近的城中村和山上的荔枝林里寻找父亲。这些城中村的房屋不停被推倒重建，幸存下来的也大多披上了靓丽的外装，似乎还能闻到油漆味儿，墙壁上装了空调，空气中弥漫着建筑施工扬起的尘埃。荔枝林里养蜂的老人和收破烂的妇女跟农家乐的伙计们一样，陆陆续续收拾着家当离开了。我曾在一个雨夜里跟一个长得有点像父亲的中年男人交谈了两个小时。他说像朱朝牛这样的情况，刚来深圳时曾听人说起过。那时他们并不住在关内。他们在关外的龙岗和宝安辗转游荡，他们村好几个同伴都下落不明了，男女都有。他建议我去派出所问问。我说我不知道父亲的真名实姓，照片也是二十多年前的，附近的派出所都问过了，无从查起。这个中年男人先前承包了这里的一片荔枝林，还养了不少鸡鸭。他搬走之后，我便只在台风之后或者特别酷热的夜晚才上山看看。我想，如果父亲仍在附近活动，哪怕过着最难堪的生活，那他也应该在这恶劣的天气下来山里的棚子里避避。
再后来，整个荔枝林被人围了起来，我就再也没上过山了。
关于父亲的消息，我也曾让小姑帮忙打听过。小姑高中毕业后先去了广州一个自行车厂做仓管员。第二年，她被在夏氏企业做品管的母亲叫来了深圳。我来深圳快三年了，还从未见过夏氏企业的老板夏生。小姑在夏氏企业负责报关工作。据她讲，一年到头也很难见到几次董事长。当年那些熟悉母亲的人要么离开了深圳，要么在深圳都挺忙的，很多人都想不起她的名字了，更没几个人记得那个叫“朱朝牛”的男人，何况他用的还是假身份证。
去年中秋节，小姑打电话叫我去她家吃月饼。她住在大亚湾，从罗湖过去有些远，但我还是打车去了。小姑比我大十来岁。据母亲讲，小姑刚来深圳不久便跟一个香港人结了婚。大概是前年吧，两人分了，孩子仍在香港上学，小姑独自在大陆生活，连中秋节一家人也没团聚。
我一进屋小姑就跟我说起了这些年来的经历和感受。她说以前她对家庭看得很重，总觉得离开了男人和孩子天就会塌下来。生活就是这样，她说，你越担心什么就越容易出现什么状况。我说我并不担心父亲现在怎样了，我只想知道他曾经怎么样了，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姑说，你知道了又能怎样呢？我现在知道你表弟和你姑父的情况啊，他们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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