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心灵、旅游和文学是相通的

南方日报 2018-06-08 08:38

石一枫。受访者供图

近日,由相关媒体单位、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主办的“观音山杯·2018花地文学榜”揭晓榜单。60位专家学者组成豪华评审团,经由初评、复评、终评等环节,在60部获得提名的作品中,将2018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年度短篇小说、年度诗歌、年度散文、年度文学评论、年度新锐文学,分别授予严歌苓、苏童、雷平阳、周晓枫、江弱水和石一枫。

生于1979年的石一枫,以《心灵外史》斩获“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奖”。《雅马哈鱼档》《情满珠江》的作者章以武称,石一枫“以长篇小说的篇幅承担了一个叙述当代人心灵世界的宏大命题”,表现出作家超越日常生活叙事的努力。章以武认为,作品《心灵外史》“既带有明显的时代焦虑症、孤独感,也带有不与时代妥协的英雄气概”,即使不足以表现一代人“巨大的心灵困境”,但作品中裹挟的良知仍能勾勒出这一代人的侧影。

在花地文学奖活动期间,石一枫在东莞观音山分享了他对国人心灵成长历程的思考和感悟。

对心灵的关照,是文学的功能,也是作者的初心。石一枫表示,来到观音山,在青山秀水中感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快乐。

“观音山景色很美,人在这里呆着很平静快乐。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人们容易烦躁。能够有个地方让内心静一静,这种感觉很珍贵。”石一枫说,“这一点我住在北京的时候也有体会。有时候在城里待得特别累,到景区转一转就平静了许多;有的时候生活的杂事特别多,看看书也能平静下来。我觉得旅游和文学是相通的。”

心灵和物质的痛苦不能用“二分法”

“叙述当代人心灵世界”的《心灵外史》是一部时代感很强的作品。故事讲述者是少年杨麦,他的“大姨妈”在各种各样的盲信之中,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异于常人,也越来越无法适应令她饱受创痛的现实世界,最终走向了自我放逐。而杨麦在长大成人之后虽然选择了主流的功利主义生活方式,但却无法真正解决埋藏在深处的心理危机,并且患上了焦虑症。两人分开多年以后,感念“大姨妈”留给自己童年时代的温暖记忆,杨麦想要报答“大姨妈”,也希望能将“大姨妈”从盲信状态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从而完成对自己的精神治愈。

谈及如何关注到这种社会现象并进行创作,石一枫说,刚开始的想法就是想要写一部盲信史。“盲信,都是一般人认为不该信的东西。有一拨人就是盲信,信的东西稀奇古怪莫名其妙,但是这些人就是真的信。”这种现象也引起了石一枫更深层次的思考:“为什么人们会盲信?盲信是错的是可笑的,这个结论过于简单。所以我要问一问人为什么要盲信,这里面本质的原因。我认为盲信的原因往往是他们希望相信,但是又没有找到可以相信的东西,于是就产生了盲信。”

盲信,是人面对现实的困难感到心灵困惑而不得解脱的一种表现。石一枫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苦难和困惑。“没有苦难和困惑,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必要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难,有些国家上一代人打仗,下一代人还是打仗,有些地方上一代在自然灾害中度过,下一代也还是会有同样的经历。而中国发展太快,历史的转折太快太多了,所以每一代人的苦难和困惑是不同的。”他说,“50年代的人上山下乡是苦难的历程,80年代的人也有自己的苦难,有的找不着工作,有的买不起房子。”

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在现代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中诞生的成功学和功利主义,细微而幽深地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人的精神产生了腐蚀与戕害。石一枫认为,人都是敏感的,人都是有心灵的,心灵和物质的痛苦不能用“二分法”。“任何苦难都是既是心灵又是物质的,不是说物质的苦难就是低档的,心灵的就是高贵的。”他说。

在《心灵外史》中也出现了现代的“我”,这是一个不仅仅以吃饱、穿暖、买车和买房为生存标准的文学人物,在对“大姨妈”的体贴、同情与理解中,“我”个人被挤压的生活则汇聚到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精神救赎中。小说以个人化的方式呈现出时代变迁中人真正的信仰、情感和伦理困境,这种对自身困境的体认、左突右冲和忏悔反思,体现了现代人自身精神的生长与挣扎。

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就怕单维单一

这种对现代人心灵困境的描写,石一枫还有更直白深刻的表达。在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身处的当下社会中所谓成功和价值标准的观察与思考。《世间已无陈金芳》以现实主义的清晰笔法,写了一个乡下女孩“陈金芳”在城市跌宕起伏的人生,塑造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

小说从“我”的视角,写“我”20多年间与陈金芳的交往,以及陈金芳跌宕起伏的命运。最初出现时,陈金芳是从农村转学来的一个女孩,同学们鄙视她的土气和虚荣。初中之后,陈金芳却走入了社会,成为远近闻名的女顽主。多年不见,再次见到陈金芳是在一次音乐会上,她摇身成为投资艺术品行业的成功商人,优雅,得体,熠熠生辉,穿梭在艺术家、商人之间。最后见到陈金芳,她已破产,躲在城乡接合部的一栋公寓里自杀未遂,脸上还有被债主打的淤青,“我”将她送入医院抢救,她醒来后,很快被姐姐姐夫接回了乡下老家。

陈金芳“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但这个社会不断变着花样提供“人样”的标准,陈金芳就是被社会的标准不断地推搡着止不住步,她不清楚自己该是什么“人样”,终于失去了自我。

对此,石一枫说,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就怕单维单一。在以往的时代,就因为单一的标准导致了许多悲喜剧。现在的标准也单一,就是经济情况的考量。

石一枫认为,抖音、微信、微博等为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多元化的东西,本质也可能是同质化的,主导这个事情的主要因素还是没有改变。“相反,我觉得支持社会运行的规律的东西更加坚固了,就是资本,即使为我们带来方便乐趣,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枷锁。”他说。

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灵最需要什么?对于看似宏大又关乎个体这个问题,石一枫认为,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具体需要。“一个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要获得中年大叔的安宁、简单的心境,这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可能内心最需要的就是事业的成功。”他说。

撰文:宋文博郝金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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