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贬潮州
中国实力散文家2021-06
曾纪鑫
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协会员，厦门市作协副主席。出版专著三十多部，作品被报刊、图书广为选载、连载并入选《大学语文》教材。享有实力派作家、学者型作家之称。代表作有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长篇人物传记《晚明风骨·袁宏道传》《大明雄风·俞大猷传》，选集《历史的面孔》等。
一
最早知道韩愈，是那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师说》，在老师的要求下背得滚瓜烂熟：“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也……”此后又接触过他的《杂说》《原道》《柳子厚墓志铭》《送孟冬野序》等散文名篇。而读过并记得的诗歌，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贬潮州之诗，写于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人生七十古来稀”，韩愈时年五十二岁，这对一千多年前的唐人而言，已属高龄了。诗中所说的“残年”，其实不过五年而已。五年后，韩愈抱病而终。本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却突遭横祸，离开京城长安（今西安市），贬至八千里外的蛮荒之地。韩愈情绪之低落沮丧，内心之悲观痛苦可想而知，以至做好了死于流放之地的打算。他取道商洛，行至蓝关，侄孙韩湘赶来送行，一直陪送叔祖抵达潮州。
令韩愈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人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留下了一段永恒的传奇与辉煌。
曲折坎坷的人生阅历于文学家而言，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其文字、作品将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而韩愈不仅是卓越的文学家，还是著名的哲学家、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教育家，是“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集于一身的人物。贬潮风波与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成全”了他这多重身份。
韩愈遭唐宪宗贬逐，正如他在诗中所言，起因于一封早朝时进呈的奏章《论佛骨表》。对此，《旧唐书·宪宗纪下》写道：“元和十四年春正月，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极陈其弊。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
佛教于西汉末年（一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隋唐大盛。唐代君主，大多信奉佛道，唐宪宗也不例外。凤翔府扶风县的法门寺有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释迦牟尼指骨一节。“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唐宪宗遣使率僧众将佛祖指骨迎入京城大内，留皇宫三天，然后送往长安各佛寺供养。宪宗朝这一最为隆重的礼佛活动，在京城长安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崇佛高潮。据《旧唐书·韩愈传》所述：“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唐宪宗除信佛外，还喜好神仙方术之说，如此“兴师动众”，实有借礼佛祈求长寿之意。朝中谏官、内外大臣心知肚明，皆视而不见、噤口不言，唯有韩愈不管不顾、批揭龙鳞、犯颜直谏。《论佛骨表》一出，韩愈遭到了人生最为沉重的挫折与打击，同时又使他声誉倍增、万人敬仰。
韩愈历来倡儒反佛，唐宪宗并未因此而为难他。汉唐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王朝，就在于胸襟博大，兼收并蓄。王朝的衰落，常与狭隘排斥相关联。如果仅仅出于维护、拯救儒家的目的而排佛斥佛，唐宪宗也许不会对他“大动干戈”，要命的是韩愈在《论佛骨表》中，带着一股意气用事的浓厚情绪。“佛者，夷狄之一法耳。”韩愈在疏章开头，便以轻蔑的口吻为佛教定位，不过夷狄之法。然后论述佛法末流进入中国之后，总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以此讥讽唐宪宗崇佛不仅难以长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将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还将佛祖指骨视为“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建议“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韩愈在《论佛骨表》中之所以情绪激烈，言辞辛辣，有时甚至不顾君臣之礼，实与不久前的一桩磨碑事件有关。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亲率大军赴淮西平叛，韩愈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随军前往。淮西战事已达三年有余，朝廷官兵时胜时败，局势不明。韩愈对此次出师的风险与意义，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但裴度仅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便“赌”赢了这场战争，一举平定叛乱，凯旋而归。韩愈在这场险恶莫测的战事中，赴汴州劝说怀有异志的都统韩弘，辅佐裴度参谋军机、献计献策，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而升迁刑部侍郎。淮西平定，天下安宁，“群臣请刻石纪功”。韩愈既是战事的参与者，又是公认的古文大家，撰写碑文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他精心构思，字斟句酌，七十多天后，《平淮西碑》终于完成，刻石立于蔡州紫极宫。没想到平定淮西的有功之臣李愬妻子（唐安公主之女）出入禁中，向唐宪宗投诉碑文不实；接着又发生了李愬部下石孝忠推碑倾移、杀死官吏之事。面对骄横的武将，唐宪宗一番权衡，不仅赦免了石孝忠，还下诏磨去韩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另撰《淮西碑》。
刻石勒碑，本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结果变成一段难以洗刷的耻辱。愤怒、痛苦与郁闷，在韩愈心头压抑了半年之久，当他提笔劝谏唐宪宗时，尽管一再克制，情绪仍不免流露在谏文的字里行间。盛气之下的释放固然快意，却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据《旧唐书·韩愈传》所记：“疏上，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宰相裴度、崔群从中劝解。宪宗怒不可遏，仍要对韩愈施以杀头极刑。他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我可以容忍，但他说自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全都短命，出言何其乖戾！“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毕竟韩愈是一员重臣，又是一代文宗，皇亲国戚也站出来为他说话了，认为处罚过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即刻上路，不容停留。
侄孙韩湘赶至蓝关相送，韩愈内心悲观，但仍充满一股豪迈之气，觉得上疏斥佛，是为皇上“除弊事”。继续前行，出武关，进入邓州（今河南邓县），眼中的楚国风物，与秦中渐异。越往前行，道路越是艰辛，“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经过七八天路途跋涉，韩愈写下的诗句，开始透出一种反思：“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意识到自己的排佛反佛，态度矫激、出言孟浪、行为太过，若非大臣国戚施以援手，早已身首异处。如果讲究策略艺术，婉转言之，即使不能打动宪宗阻止崇佛，自己及家属亲眷，断不会落得今日下场。转而想到唐宪宗的昏聩与迷狂，又觉得自己痛下针砭，也是事出有因，情不得已……
韩愈免死贬潮，仍属朝廷命官，依照唐律，家人不必随往。但就在韩愈仓促离京不久，他的一子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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