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智汇潮州文化沙龙⑤ 潮州文学的历史与未来
文学艺术是一个城市灵魂的表现，也是其魅力所在。对于城市来说，文学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潮州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那么，潮州文学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潮州文学的精神内核又是什么？未来潮州文学的研究方向应往哪去？3月10日，“潮智汇”潮州文化沙龙第五期《潮州文学的历史与未来》在潮州美术馆举行，邀请了多名嘉宾开展话题讨论。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郑媛李欢欢
□摄影：本报记者庄园
陈培浩（文学博士、潮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潮州文学要通过历史展望未来
关于潮州文学的历史与未来，我要说的第一个词是“文脉”。事实上，在潮州，如果你用心去体会的话，也可以感受到文脉的存在，最典型的是，去拜谒韩文公祠。我很喜欢在冬天去韩文公祠，韩文公祠特别陡峭，正是这种陡峭给我们一种为人和作文章的暗示。爬到位于半山腰的韩文公祠的时候，我想起苏轼对韩文公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看着前面的韩江，仿佛也可以置身到中国文化史的河流当中。前几年，我们经常邀请一些文化名人来潮州，希望他们来感受真实的、丰富的潮州。当他们拜谒韩祠，感受到潮州的文化气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激动雀跃。所以，韩文公祠的存在对于潮州而言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遗产，这个遗产从文学来讲就是文脉，我们不能说它是潮州文脉的绝对源头，但它是潮州文脉影响力的源头。
说一下潮籍左联作家冯铿。冯铿这个人物，现在很多人是通过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这样寥寥几笔的描述了解到的，如果我们进入到她的生活史，会发现她内心有个强大的小宇宙，强大到让鲁迅感到有点“害怕”。鲁迅在描写冯铿时带着疏离笔触，对她有种隔膜，他感觉到这个女孩子有一种陌生的力量感。鲁迅虽然被“左联”尊为领袖，但他跟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文学青年的立场还不完全一样，而冯铿这种非常激进的、要做社会主义文学来参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当时的鲁迅还不是非常赞同，甚至害怕自己的学生柔石被“带坏”。事实上，柔石确实受到冯铿很大的影响，我很感慨冯铿这种强大的精神感染力。
我们要通过历史展望未来。通过对民国时代这群潮州作家的回顾，可以发现他们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跟我们偏安一隅的思路是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是否还有机会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选择。另外一个是他们身上洋溢着求新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把自己生命投身到追求一个新世界、召唤新生活的工作当中去，这种生活与信仰、理想的合一，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启发。我们也要看到，文学在今天和在大革命时代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代，文学可能是用来革命的、用来战斗的，但现今我们处在一个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所以文学在今天的功能是认知、审美、反思、教育。如今，我们潮州已经有一些在全国引起关注的作家和诗人，这些人要怎么继续发光、产生更大的影响？我觉得，一方面要认清文学在当今社会当中的位置，另一方面要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精神资源。
刘文菊（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现代文学上的潮汕女作家
在1920—1940年代的文坛上活跃着一群潮汕女作家，有冯铿、冯素秋、陈波儿、陈凤兮、陈曙光、许心影、张荃、余志群等，她们的文学创作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等各时期文学主潮保持一致，展现了鲜明的时代风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通过领略她们的文学才情和时代精神，审视她们在文学史上的命运，可以窥见现代潮汕女性直面时代变迁的一种积极投入姿态。
“左联五烈士”女作家冯铿，出生于潮州云步四甲村，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关注女性命运、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主线。冯铿的作品序列展示了她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心路历程，从早期强烈呼吁社会为正在遭受苦难的女性“快谋救护的法子”，到批判像“一团肉”似的所谓的“时代女性”，认为真正的新女性是“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的革命女性。冯铿以怀疑的眼光审视那些乘着“妇女运动”浪潮而浮现出来的自诩为“妇女解放”的“时代女性”，揭示出她们像“一团肉”的真实面貌；她把没有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只顾贪图物质享受，以红艳、嫩白讨男人欢心的女性蔑称为“一团肉”。她认为，真正的新女性是洗掉她们唇上的胭脂，举起利刃参加伟大的革命，做一个铮铮锵锵，推进时代进展的整个集团里的一分子，烈火中的斗士，来找求她们真正的出路。为逃脱“一团肉”似的女性悲剧命运，她有意忘却女性身份，淡化性别色彩，以革命者的崭新姿态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甚至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谱写出新时代女性的新风貌。正直严肃、坚强刚毅的冯铿探寻女性解放道路的执着和勇气，那份发自生而为女性却不愿仅仅以女性既定的角色陷落在男权文化社会的抗争姿态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在21世纪新型的“一团肉”仍然没有绝迹的女性解放道路上具有积极的警示作用。
陈波儿，出生于潮州市潮安县庵埠镇的一个侨商之家，富有艺术天赋，从电影明星一步步成长为杰出的编剧导演和电影领导人，在话剧、电影、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斐然的成绩，集艺术家、作家、革命家于一身，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中国妇联、中国文联称其为“有着卓越才能的电影艺术家”“人民艺术家”。陈波儿的艺术生涯和文学创作紧跟时代发展和革命历程，在荧幕上和文学上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时代女性形象，反映了妇女解放的主题思想，具有鲜明的现代文学艺术发展特征，在文学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现代潮汕女作家群的创作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冯铿和陈波儿是潮汕女作家群中文学史地位和影响力较大的作家：冯铿的新诗、散文、小说等文体兼备，以小说见长，被誉为“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陈波儿以话剧、电影剧本表演与创作见长，创作手法以现实主义为主，代表了左翼话剧和电影艺术的较高成就。女报人陈凤兮的文学创作丰富多元，以短小精悍、富有战斗力的时评、杂文为主，散文、诗歌、小说也简练有力，表现出优秀的“新闻体”特征。女革命者陈曙光早期创作以新诗和散文见长，主要表现觉醒的革命思想。
人们经常强调潮汕女性温良恭俭让的品质，“娶妻当娶潮汕女”，过于放大了潮汕女性品格中传统的一面。上世纪冯铿、陈波儿、陈凤兮、陈曙光等潮汕巾帼女杰的红色革命历程展示了潮汕女性充满激情的、豪迈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她们为了民族独立、妇女解放和今天的美好生活，不惜抛洒青春热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今天，我们通过重温这些潮汕巾帼红色故事，传承巾帼革命品格，弘扬现代潮汕女性品格中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红色革命精神，培养四自新女性，充分发挥巾帼力量,红心向党，开启新征程，再创巾帼伟业。
许再佳（韩山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
潮籍左联作家的文学交游
“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左联”时期的潮籍作家阵容强大，在“左联”的成员中，潮籍作家约占总数的八分之一，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也开创了潮籍作家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新时代。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丘东平、杨邨人、冯铿、许美勋、李春鍏、梅益、侯枫、唐瑜等是这一地域文学大军的重要代表。
1927年，国民党进行清党行动，这群有志的青年历经“北上南下”的革命之后，杜国庠逃往香港，洪灵菲、戴平万流亡到东南亚，而杨邨人则前往武汉，每个人的革命轨迹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是，他们最终都在革命事业的召唤下，共同奔赴上海。他们在上海这个文化经济中心重新起航，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和革命理想。当时上海的新兴出版业很发达，并且舆论也是比较自由的，这也是吸引这群潮籍作家到达上海的主要原因。
李春鍏是除杨邨人之外，另一个较早抵达上海的潮汕作家。旅沪早期，潮籍作家大都经济拮据，生活困顿，仅李春鍏一人有固定的工作和工资收入，其他人都没有经济收入来源。因此，必须先设法解决温饱问题，才能使大家安心地写文章，做工作。杜国庠提议，找创造社的老友成仿吾相助。第二天，杜国庠便在李春鍏的陪同下，前往创造社找成仿吾。杜国庠与成仿吾旅日期间便已熟识，成仿吾当即请杜国庠把文章或译稿交给创造社出版，并预先垫付稿酬。同时，杜国庠、李春鍏还从成仿吾处打听到郁达夫的住址。随后，在郁达夫的推荐下，洪灵菲的长篇小说《流亡》交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预支版税80元；李春鍏（笔名李一它）写的长篇小说《海鸥》也由郁达夫卖给红叶书店，预支稿费60元。同时，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还经杨邨人推荐加入“太阳社”，通过发表作品获得相应稿酬。潮汕作家在经济收入上不分你我，个人取得的稿酬都无私地和其他人分享。这样，抵沪早期的经济难题便逐渐得以解决。
当时的潮汕作家在居住地上极为分散，几乎遍迹整个上海。如此零散的住地分布给潮汕作家群的交流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加上此时，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加入“太阳社”已近5个月的时间，看到“太阳社”成功的运作模式，杜国庠心生效仿之念：“由于住地分散，杜老倡议成立一个出版社，租一间临街的小商店，开设一个门市部，作为书店。一方面自己出版书籍，自己卖书。因为当年一些书店老板，出版书籍的目的是为赚钱，对于进步的文章，老板认为不能赚钱，就不要。因此，最好是自己出书，同时也有一个大家随时见面的地方”。杜国庠的提议得到了潮汕作家的一致赞同，经过协商后，决定将社名定为“我们社”，书店为“我们书店”。后期，他们还加盟南强书局，一同谱写了上海新书业里的潮人出版史话。
谈及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上的“左联”潮汕作家群，我们都会去特别强调他们身上的革命性，以革命为标准去衡量他们文学创作中的价值。虽然“革命”是这些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也有一些文学作品关注底层人们的生活，凸显出人文情怀，这也是当时“左联”潮汕作家的另一个创作点，值得关注。
林洁伟（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潮籍左联作家洪灵菲的文学世界
洪灵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也是潮州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认识洪灵菲的文学，必须在“革命文学”的范畴里讨论，才能突显其价值。洪灵菲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流亡》。这部作品是根据自己几个月的革命流亡生涯来写作的。带有强烈的切身体验和生命感受，作品中的主人公“沈之菲”，就是以他自己为原型的。这部作品在当时曾一度流行。一年多时间里，就出了三版。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有青年人因读了该作品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当时这个作品的出版并不顺利，后来是在洪灵菲的老师郁达夫的推荐下才在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这本十万字的文学作品，不止为洪灵菲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声誉，也为当时流亡上海的潮籍作家们解了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洪灵菲的创作，并不都是一个格调的。在1929年杜国庠、钱杏邨等人从日本翻译介绍了“新写实”文学理论之后，他受影响，在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方面也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关注工农的命运，书写工农生活。其中也包括他们曾经亲身参与过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写工农遭受的压迫和苦难，以及他们在备受剥削之下的愤而抗击。但洪灵菲的重要文学成就，被记住的还是他那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流亡》，及其他几部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革命者转型的长篇小说作品。洪灵菲写得最为真切，最为感人的，还是他的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形象。
洪灵菲的早期作品是深受郁达夫影响的，其精神气质跟郁达夫有相似之处。以《流亡》来说，这是一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文学，既写革命，也写爱情，富有浪漫主义文学色彩，是一部充满激情与力量的作品。“革命加恋爱”是当时的一种文学潮流。洪灵菲以自身的革命经历与爱情体验为写作素材，非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地汇入了这股时代文学的潮流中。作品写出了主人公沈之菲与情人黄曼曼曲折而深情的恋爱，革命流亡路上的身心煎熬，都写得非常细腻，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真诚，是这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的原因之一。带有郁达夫式自叙传的特征，率真地袒露内心的苦闷和彷徨，反映了当时青年人在革命理想遇挫之后的困惑与挣扎，最后又坚定了革命理念，坚持革命道路的心理过程。洪灵菲是带着感情在写作的，故而他笔下的革命和恋爱都是炽热的，感情充沛的。“革命”，如同“恋爱”一样，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借沈之菲之口阐发了“革命”和“恋爱”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之必须恋爱，正如必须吃饭一样。因为吃饭和恋爱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了，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安心吃饭，所以需要革命。”这无疑是朴素的，却也是真切的，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得来的。
钱杏邨，也就是阿英，曾经在《我们》月刊第三期上发表过一篇介绍《流亡》的文章。题目也叫“流亡”。他说：“灵菲有一种力量，就是只要你把他的书读下去一章两章，那你就要非一气读完不可。”能够将革命流亡生涯和爱情体验结合起来，写得如此汪洋恣肆，如此美丽动人，也正是洪灵菲文学的魅力所在。当然，关于洪灵菲的作品，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他的作品虽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文学，却是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革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代表作。触及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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