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忆旧
□ 陈平原
这些年接受各种采访，多次谈及我在乡下的读书生活，制约的因素包括父母职业、家庭藏书以及民办教师的经历。近日想起，还有一点不该抹杀，那就是与潮安县文化馆的联系。
十年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三十年集”丛书的邀约编自选集，很自然的，开篇就是恢复高考的故事。近日，因出版《陈平原研究资料集》的需要，我编“学术纪事”（1978—2020），也是从上大学说起。小引中提及：“初中毕业后，因政治原因无法继续读书，只好于1969年10月回原籍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插队务农。山村生活八年多，除抽空念了两年高中，大部分时间在旸山学校当民办教师，真正种田的时间并不长。即便如此，也已深切体会‘耕读’的艰难。一直到恢复高考，才得以离开山村，外出求学。”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谈学术成长从上大学说起，有道理，但不甚准确。因为前面的故事还很长，只是不太美好，故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这些年接受各种采访，多次谈及我在乡下的读书生活，制约的因素包括父母职业、家庭藏书以及民办教师的经历。近日想起，还有一点不该抹杀，那就是与潮安县文化馆的联系。起因是，前些天为著名画家林丰俗(1939—2017)在潮州美术馆的作品展撰序，注意到他1964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到怀集县文化馆任职，1975年调肇庆地区群众艺术馆，1981年方才转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十六年粤西生活，除了创作《公社假日》《石谷新田》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林先生应该还有培养业余作者的经历，可惜他这方面的工作，在其历年刊行画册以及这次画展中，均没有得到体现。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众教育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馆或群众艺术馆，这种推广成人教育以及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机构，是我们谈论现代中国下层社会的思想启蒙及文化生产时不该忽略的特殊组织形式。不同时期，因政策导向以及经济实力，文化馆的作用有大有小，但这条线始终没断。“文革”后期，除了八个样板戏，真的是百花凋零，文学则只有“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这个时候，各地方文化馆反而发挥了很大作用，不仅组织各种文艺汇演，还着力培养青年作者，显得颇有声势。虽然只是配合政治宣传，形式上也相当简陋，但在当年，也算是荒原上一抹隐约的亮色。但凡“文革”后期开始文艺创作的，大都曾得到各地文化馆的培养。这一滴水之恩，随着时代急遽转变，以及当事人上大学远走高飞，或转而从事专业创作，而被迅速遗忘。
我大概是1975年秋冬开始与潮安县文化馆建立联系的，此前山村教书，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心里很郁闷。同样热爱文学的父亲，带我到那时在潮州开元寺里办公的县文化馆，找他熟悉的作家曾庆雍（1926—2018），请他代为指教。曾老师1954年发表短篇小说《陈秋富当选人民代表》，被收入《全国青年文学创作选辑》；1956年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1959年进潮安县文化馆工作，此后一直负责群众文艺创作的辅导工作，一直到1986年离休。
曾老师很热情，看了我的新诗及小说，也好好鼓励了几句，不过很快话锋一转，劝我学写点曲艺。因为这是在县文化馆职权范围内，有此需要，且可发表。家里收藏不少俄苏文学的译本，还有“文革”前出版的全套《诗刊》，我学写新诗，不外依样画葫芦。如今抛开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以及艾青、贺敬之等，开始兴致勃勃地琢磨什么是曲艺。很可惜，手头有的，只是“文革”期间各地刊行的各种演唱资料集，水平远远赶不上五十年代赵树理等编《说说唱唱》。眼界如此之低，出手可想而知。可正是这些退而求其次的写作，得到县文化馆诸君、尤其是曾庆雍老师的欣赏，得以陆续刊出，小小满足我的文学梦。
高考制度恢复，我开始走南闯北，由学士、硕士、博士，而讲师、副教授、教授，加上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当然明白自己当初写作的拙劣。因此，离开家乡后，我从不提及那些幼稚可笑的曲艺作品，也基本上把此事忘记了。直到三年前，在潮州图书馆工作的朋友，发来我当年在《潮安文艺》及潮安县文化馆编印的《演唱资料》上的五篇作品，我才如梦初醒。很惭愧，自己当年就这个水平——全都是配合现实政治，把口号改为韵文，或者揣摩形势，胡编乱造，看不出任何才情，更谈不上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
记得离开山村时，我对自己最初的发表还是很在意的，从集子里撕下来，且一一注明出处，妥为保存。四十多年后，想起文化馆的故事，于是翻箱倒柜，终于让其重见天日。自家藏本比朋友见到的还多了一倍，现按发表时间排列如下：
1）《书记和我扛大石》（潮州方言快板），潮安县文化馆编印《演唱资料》第3期，1976年5月，封面画“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2）《田头做戏》（方言歌），潮安县文化馆编印《演唱资料》第3期，1976年5月；
3）“的禾”歌（潮州方言韵白说唱），陈平原词，陈思佳曲，《演唱资料》，1977年2月（“的禾”，潮州方言，即唢呐）；
4）《山乡人民学大寨》（唱词），潮安县文化馆编印《演唱资料》第4期，1977年；
5）《如此工农兵》（相声），潮安县文化馆编印《演唱资料》第5期，1977年6月10日；
6）《歌唱杨开慧》（唱词），潮安县文化馆编印《演唱资料》第6期，1977年；
7）《工地庆祝会》（方言歌），潮安县文化馆编印《演唱资料》第6期，1977年；
8）《红巾似火》（小潮剧），作词：陈平原；作曲：蔡声桐；潮安县文化馆编印，单行本，1977年12月7日；
9）《红巾似火》（小潮剧），潮安县文化馆编印《潮安文艺》（一九七八年全县业余文艺调演创作小戏选辑），1978年6月（此选辑收录五个小潮剧，第一个就是《红巾似火》）；
10）《公孙夜读》（小演唱），汕头地区文化局编印《文艺宣传资料》，1977年6月。
除了表彰革命（如《红巾似火》写1933年初夏凤凰山上游击队），就是配合时事（如《公孙夜读》唱的是学《毛选》第五卷），很不好笑的相声《如此工农兵》因批判王洪文，得以入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刊行的曲艺集《彻底砸烂“四人帮”》。记得还有一篇小说，省城某杂志让我看过校样，因形势变化，最后没有发表——幸亏如此，否则更是后悔不迭。那个年头，远在天边，不了解外面变幻莫测的风云，而又想配合形势写作，很容易落得如此结局。
回头想想，作品是失败的，可写作的过程很愉快。比如撰写小演唱《公孙夜读》，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汕头地区文化局组织的考察活动，得以在全地区各县到处游走，其机制类似改革开放后风行一时的“笔会”。更多的时候，是我到县文化馆拜访曾庆雍老师，交稿并讨教。县文化馆有食堂，碰到开饭时间，曾老师会热情留饭，那是我乡下生活的美好记忆，足以回味好些天。
回忆很美好，但也很残忍。因为明摆着，那些作品一无是处。为了适应形势争取发表，我的文学观念多有扭曲，趣味也大为败坏。时代大风起处，除非定力深厚，其实很难抗拒的。若没有判断力，与其贸然进取，还不如停在原地，多读书，养身体。乡下那些年，写作并没有提升我的精神境界，相反，留下了一堆伤疤。几年前，我说过：“我们那一代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进入大学后，我有一个‘呕吐’的过程，在接受各种新思想的同时，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那一代人的成功与否，跟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呕吐’的过程有很大关系。”（参见萧辉《北大教授陈平原：下一代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财新周刊》2017年7月10日）说这段话，正是因看到朋友发来我“文革”后期的写作。
把以前吸纳的毒素吐出来，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知道很多人舍不得，会尽量找理由，让其合理化乃至神圣化。我则承认当初的猥琐与懦弱——之所以迎合时势，缺乏判断力之外，还蕴含着世俗考虑。对于出身不太好的下乡知青来说，恢复高考之前，能走出山村的，要不就是唱唱跳跳，要不就是写写画画。只有自家文艺才华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充分认可，才不会被卡下来。那种挣扎乏力、深恐老死山村的巨大阴影，是后人所难以想象的。
说白了，我的青春是“有悔”的，乡下八年半，学习写作走了不少弯路。幸亏家里藏书不少，中外名著的自由阅读，打下了不错的底子，因而上大学后能迅速调整姿态，跟上时代的步伐。至于没能成为著名作家，怨不得潮安县文化馆，那是因为自己才华有限，俗话说的，“不是那块料”。多年后回想，开元寺曾庆雍老师小屋里的缕缕茶香，还有众多不着边际的闲谈，还是我乡下生活难得的温馨记忆。
大约二十年前，我到开元寺怀旧，除了礼佛，再就是想看看曾老师那间小屋。大致方位没错，记忆很清晰，只是物是人非，无法轻扣柴扉。走到菩提树下，十几位老人聚在一起讲报，天南海北，煞是有趣。我干脆坐下来，不时会心笑笑。老人们有点警觉，相互使眼色，不做声了。我怕打扰，只好起身离开。
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到这里，停下匆匆的脚步，只是为了重温早年的文学梦想，还有那些蕴藏在文学梦背后的对于“天高任鸟飞”的期盼。
2020年7月29日于京东平谷客店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等，广东潮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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