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庙为何称“寺”?
唐代许多大诗人脍炙人口,盛传不衰的名句中,有不少句子里含有“寺”字,像常建的“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破山寺禅院》)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其中的“寺”,当然是指佛庙,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但如果再问一声:“佛庙为什么要叫"寺"?”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寺》中首句就说得很清楚:“"寺"字自古至今要三变。”也即是说,“寺”的含义,曾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三次:
顾氏谓:“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阉)[~公式~]之名。”此即“寺人”阶段。
寺人,指古代宫中的近侍小臣,多以阉人充任。(寺,shi,同“侍”)《诗·秦风·车邻》:“未见君子,寺人之令。”(没有看到君主,只见他的侍从在传令)郑玄注:“寺人,内小臣也。”《左传·僖公二年》:“齐寺人貂始漏师(泄漏军队之密谋)于多鱼(今河南省虞城县)。”杜预注:“寺人,内奄官[~公式~]貂(一作"刁")也。”秦汉以后,“寺”的性质虽已改变,但“寺人”之称谓,不绝如缕。如《后汉书·宦者传序》:“阍人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阍人、寺人皆宦者<即阉人>)《新唐书·于志宁传》:“今殿下左右前后皆用寺人,轻忽(轻视、忽略)高班,陵轹(欺压、超越)贵仕。”清·昭琏《啸亭续录·御前大臣》:“本朝鉴明(代)弊政,不许寺人干预政事,命内务府大臣监之。”
秦代以后,“寺”成为衙署、官舍之名。正如顾氏所说的:“自秦以宦者任外廷(国君听政的地方,相对于"内廷"即禁中而言)之职,而官舍通谓之"寺"。汉(代)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顾氏在这段话之后,加了很长的一个注,文如下:
又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汉书·元帝纪》注(颜)师古曰:“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风俗通》曰:“寺,司也。”《唐书·杨收传》:“汉制,总群官而听曰"省",分务而专治曰"寺",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后汉书·安帝纪》:“皇太后幸[~公式~](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注:“寺,官舍也。”《张湛传》:“告归平陵,望寺门而步。”注:“寺门,即平陵县门也。”《乐恢传》:“父为县吏,得罪于令,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门。”《吴志·凌统传》亦云:“过本县,步入寺门。”
这条注语,徵引精当,将秦汉时的官舍(包括“九卿”和县衙)皆称为“寺”的史实梳理得清清楚楚。秦汉以来,“九寺”的名称、职能,虽历朝略有不同,但自隋唐以后,各寺长官称“寺卿”,却相沿不变,直至清末。这是“寺”之含义的第二次变化。
顾氏复谓,自魏晋开始,“寺”之义“又变而浮屠之居(按,即佛庙)亦谓之"寺"。”此句之下,原书也加注,文如下:
(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裔(按,泛指四方边远之地。汉·班固《西都赋》:“原野萧条,目极四裔。”)(东汉)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负经至,舍于鸿胪寺,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后隧以为浮屠之居,即洛中"白马寺"也。”僧居称“寺”本此。
僧居何以称“寺”,《石林燕语》中已说得清楚明白,故顾氏在<注语>中抄录。《日知录》中类似之处理方式,在在可见,大学者治学过程中谨严、务实,绝不掠美之境界与态度,殊堪效法。而比叶梦得稍后的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六中对“僧居称寺”一事,又有所补充:
汉明帝梦金人,而摩腾、竺法始以白马陁(同“[~公式~]”)经入中国,明帝处之鸿胪寺。后造"白马寺"居之,取鸿胪寺之义。隋曰道场,唐曰寺。本朝(宋)则大曰寺,次曰院。
从上引文可知,宋代以后,佛庙命名已有了新的规则,“大曰寺,次曰院”。但孰为“大”,孰为“小”?却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如占地、建筑面积;僧人数量等等),故除了以寺、院为主以外,其命名可以说是各行其是,五花八门。像宝刹、伽蓝、绀宇、招提、香界、法门、净院、精舍、觉园……等等。即以潮州一地而论,也是名目繁多。据释慧原《潮州佛教志·潮州市佛教寺庵简介》所载,本市历代佛教庙宇共192处(内编号者182处,未编号者10处),其中,庙名有称“堂”者,如观音堂、观音净土堂;有称“院”者,如塔院(址在北阁对面韩江江心“龙湫泉”边)、静乐禅院(见开元寺大铜鐘铭文)等;有称“阁”者,如圆通阁、华严阁等;有称“园”者,如觉园、苏悉地园等;有称“精舍”者,如法慧精舍、息念精舍等……
当然,潮州庙宇称“寺”、“庵”者为数最多。据上书载,称“寺”者计40处,占总数(有编号者)之22%。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潮州开元寺系粤东首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如宁波寺、宝积寺(古静乐寺,建于元代)、南山寺(广法寺,建于南宋初)、少林寺(址在云步田头村,建于宋,原有寺田近七百亩)、灵和寺(址在庵埠镇,建于宋)、法光寺(址在云步,元代建,有香灯田1300余亩);别峰寺(天湖寺)、开山寺(即今松林寺,相传为隋代建)等等……确实符合宋以后“大曰寺”的准则。
比“寺”数量更多的是“庵”。载入上引书中的庵有115处,占总数的63%。潮人向有“僧居寺,尼居庵”的说法,其实并不全合实际情况。比方说,位于西平路道后的“叩齿庵”,是唐代韩愈“招大颠至郡日住此”的处所(元代易名“大隐庵”,1945年才改称“叩齿古寺”),此庵就不曾住过尼姑。因此,慧原法师在编写《潮州市佛教寺庵简介》时,特意在庵名之下加上(尼)的符号,以表明该庵系尼姑庵,这一类型的庵有57处,只占庵总数的一小半。至于庙宇为何要称“庵”,还得从“庵”字的含义说起。
庵,同“菴”,义为圆顶小屋。《释名·释宫室》:“草圆屋曰蒲,蒲,敷也。总其上而敷下也。又谓之庵。庵,奄也,所以自覆奄也。”(意为:圆锥形尖顶的草屋叫蒲<就是把草从顶部敷布于下部的意思>。又叫做庵<同“奄”,即“掩”>,用来描述层层掩盖的情状。”)用草覆盖的圆屋当然不可能太大,所以旧时文人多用“庵”来谦称简陋的书斋,并以“某某庵”作为自己的斋号(如宋代的朱熹称“晦庵”,明代的杨慎称“升庵”)。而按“大曰寺,次曰院”的准则,谦称僧舍连“院”都比不上的“庵”,也就顺理成章了。也许这就是潮州佛教场所“庵多寺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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