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林大钦为何要疏请归养
位于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仙都乡的林大钦故居——状元第。安静声音 摄
□林树源
潮汕唯一文状元林大钦授翰林院修撰后，在朝供3个年头实只有1年多，便以“母病”为由，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疏请归养，回家乡继续执其教鞭，过上清贫的生活，再也没有入朝或到别的地方为官了，因而对其疏请归养以至隐而不仕便有了各种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他的疏请归养该事出有因。
疏请归养出自孝道
林大钦是有名的孝子，对其慈娘更是孝心诚笃。家庭经济的贫困，养成了他的敢于担当精神。未入塾读书时，他靠牧牛赚钱帮家庭维持生计，以宽慰双亲之心。尤其是18岁（实16岁）那年，其先君驾鹤西去，生活愈加拮据。他虽极为悲伤，但不气馁，因为家有老母需靠他侍养，即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毅然挑起孝养慈亲的重担，小小年纪便走上从教生涯，还利用教学之余帮人抄书写信，多赚点笔墨生涯的钱，让老母的生活能过得好些。他无论何时何地都一以贯之地孝敬慈娘，不会因为夺得状元桂冠，便忘了娘亲，而是因为老母亲不在自己身边，日夜思念之情更笃，即将先慈接到京城来奉养。
谁能想到呢，他的慈娘却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到京不久便疾病缠身。从他复襟兄翁万达的信中：“老母卧病，侵寻已七八月，此情如何能言！”（《复翁东涯〈时为梧守〉》）便可看出其时他非常焦急、忧伤。在他看来，母亲的安康比什么都重要。他在《怀古三首》其三中表明：“身名渺不营，好爵何足论。”在《与孙西村》的信中，他说得更为明白：“人生不须做官，只能孝亲、弟长、亲贤、爱人……”正因此，他毅然作出“乞归”的决定。这就是他疏请归养的初衷啊！
“乞归”得到恩准后，他即侍母回故里，“爰出都门，沿途就医，多方调理”，特别是回家后，“缘母衰弱，病源深笃，今春徂夏，转见虚怯，汤药靡效”，他更是“怀忧百端”（《与李序庵阁老》），苦不堪言；也就更为周全备至地精心侍奉汤药、照料老母，尽其孝养之志。他在《与李序庵阁老》信中如是说：“钦少孤孑，内无兄弟”，而认定“北土风高，不可再出矣。”并从孝道角度强调不能再出仕的原因：“爰母在疾”，是“义不可离”的啊！
嘉靖十九年（1540），林母因病医治无效而仙逝，他万念俱灰，痛不欲生，“先慈弃养……哀毁之余，五情崩溃，形神凋丧，殆不欲生，从兹为废人矣。”（《与翁东涯》）故在葬母的归途中，由于哀伤过度而咯血，害了一场大病。即使是在老母谢世之后直至他本人病逝之前，他还常常“望云兴悲，对鸟泪下。居则若有所亡，出则惘然不知所往”（《复翁东涯》），久久未从丧母的悲痛中解脱出来。
隐而不仕缘于崇儒
他疏请归养以至隐而不仕除出自孝道外，还有其他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主要的是缘于崇儒。
作为一名传统的读书人，林大钦以儒者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目标。在《廷试·策》中，他便写出针对当时百姓“冻馁流离”之苦和“冗员”“冗兵”“冗费”三弊的社会现实而提出“均田”“择吏”“去冗”“省费”“辟土”“薄征”“通利”“禁奢”等八项治国利民措施，已集中体现出了他的民本思想。他的出仕正是要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嘉靖皇帝赏识的只是他的文章，而不是他所提出的治国救民良策，对于他所提出的良策根本就不想采纳。孟子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下》5章中说过：“……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他的疏请归养，岂无此意吗？！他的《廷试·策》虽是应试之作，但所提出的治国救民措施，应是对嘉靖皇帝的忠诚进谏啊！进谏不被采纳，他自然要像儒家圣贤一样，“不得其言则去。”应该说，这是他隐而不仕的最主要原因。
由于明代的资本主义已开始萌芽而封建君主专制却进一步加强，故社会矛盾和积弊更突出，特别是到了林大钦应试之时，已是“世事乱如麻，结绶生烦冤”（《怀古三首》其三）。可以说当时的明朝已是“邦无道”。孔子在《论语·宪问》1章中道明：“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面对着明代当朝的“邦无道”，状元爷确实“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是“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7章）
再说，将其考卷呈给嘉靖皇帝亲裁的汪鋐和张孚敬，应为他的宗师。按当时制度，状元对宗师应是百依百顺，可是汪鋐和张孚敬却是令群僚侧目的权奸。不阿权贵、不慕豪富的林大钦并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当他革除时弊、治国兴邦的壮志难于实现时，他效仿儒家圣贤的做法，选择“贤者辟世”，急流勇退，归隐田园，何况老母到京后便疾病缠身，他便以母病为由疏请归养，以至隐而不仕。
归隐田园后，他心中总是念念不忘百姓“冻馁流离”之苦，才会有“经济惭长策”（《生日》）——无法实现治国救民良策而深感自愧；才会由此而产生郁闷心绪，以至“病体羸弱”。这该因辞官归隐，“流落丰草”（《诗·自叙》）吧。这无不真实地反映出他的“身屈道直，视死如归；身隐道彰，没齿无怨”（《复杨方洲兄》）。他正是以其人生经历、爱国爱民情怀，凸现出他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尽管他已隐不仕，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受到现实无情地冲击，但仍坚守着洁净不受尘俗沾染的情操。这正是他的忧国忧民耿耿襟怀和恪守人生洁美德行的具体表现。
此后，他的爱国爱民也转化为另一种升华：一方面他“独赏通玄理，高歌慰素思”（《步月二首》其二）；另一方面他不忘初心，只要是于国于民有利的就无不为之。归隐田园后，他除了热心公益，主动请缨负责修堤防水患和为家乡修建宗祠、重修宝云岩外，便继续夺魁前老本行，为国为民培养人才。因为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故不仅将毕生精力全都投入到培养人才上去，而且通过边讲学、边研究、边著述，以自己的真知灼见构建具有自己特色的教育道统，并针对当时教育普遍存在的弊病，以己之先见之明，着力解决好为学之难，坚决反对只凭考试来评定为学者的优劣，大力倡导“广教育才之道”（《刑教》），特别是注重为学者的道德修养和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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