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谈艺录》偶感□张治
《谈艺录》初版即分成九十一则,“附说”二十四节,各有标题,但没有序号。作者钱锺书大概心里还是有数的,他一直重视形式,好记录一些数字,故而想必此书分章节的时候也有个想法。其实前面六则,后面四则,从内容看可以视为引论和结论部分。中间是八十一则,暗含九九之数。《围城》里面也正好是分成九章,过去已经有人说这个数并不是随便来的。比如说希罗多德历史就是缪斯九书的概念,普罗提诺的《九章集》,钱锺书译作“六书九章”,都是如此。《谈艺录》在中间八十一则所主要围绕的诗人,也主要可提出九位:李贺、梅尧臣、王安石、陆游、杨万里、元好问、王士祯、钱载和袁枚。但有几则似乎是超出了这个范围,有的我能看出逻辑,有的我觉得还不好进一步明确论证。所以《谈艺录》是否就以此九家为枢纽,还有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如何,这一点我想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
其中关于王安石的部分,应该是从第十六则到二十三则。第十六则,读起来好像不是在说王安石,前面一大段写的是韩愈的接受史,主要意思是韩愈在北宋受到特别大的推崇。欧阳修尊之为文宗,石介列之于道统。理学家们不喜欢的苏门师弟,也都敬爱他。只有禅僧契嵩写了三十篇《非韩》,吹毛索瘢,但是影响不大。从此直到明代,也基本都是肯定态度。那么有没有对韩愈是“概夺而不与”者,持完全否定意见的呢?“有之,则自王荆公始矣”,就这样算是把王安石引出来了。除了早年偶尔还称赞韩愈,王安石后来持论都是责备求全之说。下面举出了很多的例证,中间有一节补订文字,涉及的是“小王安石”即王令对韩愈的摹仿。然后钱锺书开始为韩愈申辩,他说契嵩、写《旧唐书》的刘煦,都批评过《毛颖传》,这都是煞风景,不值得讨论。因为游戏文字、好辩论、好嘲笑人戏耍,这都是韩愈个人的人性,钱锺书说“豪侠之气”“真率之相”,和拘谨、头巾气的儒生不一样。唯有大事上才会毫不让步。王安石对韩愈各种贬词,分析下来,其实是意气之争。而这种争意气的态度,好辩的天性,也就使得王安石有王安石的精彩。因此退之、荆公,也是一样的风格。他引前人的说法,谓韩愈、王安石都好孟子,都是君子必辩的性格。于是判断说:
彼此好胜,必如南山秋气,相高不下；使孟子而生于中古,或使当荆公之世,无涑水、旴江辈之非难孟子,恐《七篇》亦将如韩集之遭攻击耳。
要不是司马光(涑水,著有《疑孟》一文)、李觏(《旴江集》有三篇《常语》反孟子学说)先批上了,王安石肯定非批孟子不可。他外号是“拗相公”,故作别调,乃是“杠精”本色使然。这一则后面没太大意思,说此后鄙薄韩愈的人多姓王,这只能说是凑巧,或者说钱锺书真是读书多,能排列事件这么整齐。
第十七则开始,也还是延续“韩愈在北宋的接受史”这个话题。从北宋人对韩愈和一个和尚大颠的关系说起,这么写很容易变成笔记掌故,但钱锺书试图穷尽文献进行罗列排比不同说法,最后我们发现,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韩愈因进谏迎接佛骨这事情,被贬官到潮州,在那里和一位僧人大颠反而常往来,传世就是三封书信。韩愈在北宋这么受欢迎,那他为什么排佛教之外又和僧人往来呢,韩愈在《上宰相书》中自白道:“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我心。”作为儒家道统的代表,号称孟子继承人的韩愈,怎么和别教打交道呢?这就好像程颐和灵源的书信往来一样了。各家在诗文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首先,书信是不是韩愈写的,这涉及文学品鉴和文献考据；苏轼认为假,欧阳修认为真；陆游认为是狡黠的僧人伪造,朱熹却写了《韩文考异》判断是退之之笔。再者,可能真是有交情,而且韩愈往来的佛门僧众还不少,有名有姓的可以查到十四人以上,那韩愈是什么立场和他们交往?比如刘克庄说,韩愈大多对之嬉笑嘲讽的。但是晁公武的弟弟晁公遡,他却说韩欧诸公看起来力排浮屠,却实际上对僧人很纵容。此外就连佛门内历代著作对于韩愈也持不同意见。契嵩《镡津文集》认为韩愈表面维持儒道正统,内心却默重佛法等等；明代高僧莲池大师却认为韩愈和佛法不沾边的,这一点,钱锺书说“缁流之有识者”还是不至于“引退之以自张门面”的。这些话是成书于1947年的《谈艺录》初稿里的,几年之后,陈寅恪写了一篇《论韩愈》,其中主要观点,是韩愈思想受孟子影响,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同时也受佛教禅宗的影响。文章写于1951年,发表于1954年《历史研究》第2期。陈寅恪的依据只有一个材料,就是他注意到韩愈幼年,十一二三岁,在广东韶州住过(其兄韩会贬官至此),《西游记》说“曹溪路险,鹫岭云深”,曹溪就是禅宗六祖惠能弘法处,就在韶州。但这个证据不足以证明韩愈受禅宗影响,尤其后来山东大学的黄云眉就特别批评了陈寅恪。
陈寅恪文章善于从一个资料抛出来一大堆观点,这是他的风格。钱锺书是反过来做学问的,就是各种材料一大堆,诸家论点逐一引述评价,排座次,先后优劣高下,谁有什么漏洞,哪句话又不如谁说的了。———经常把大家绕晕了。但是钱锺书绝非乱摆资料,他后来给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写书评,说集释不光是要集的,各种材料很多,“现在聚集一起,貌合神离,七嘴八舌,你有责任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它们的分歧,综括它们的智慧,或者驳斥它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钱先生(仲联)往往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肯主持他们的会议。”
在这一则接近尾声的时候,钱锺书说出了他的判断,我觉得是隔着时空发生的非常毒辣的批评:
余尝推朱子之意,若以为壮岁识见未定,迹亲僧道,乃人事之常,不足深责；至于暮年处困,乃心服大颠之“能外形骸”,方见韩公于吾儒之道,只是门面,实无所得。非谓退之即以释氏之学,归心立命也,故仅曰:“晚来没顿身已处。”盖深叹其见贼即打,而见客即接,无取于佛,而亦未尝有得于儒；尺地寸宅,乏真主宰。
在陈寅恪那里,韩愈被标榜得如何伟大,什么古文运动就是尊王攘夷了,什么从禅宗吸收思想在《原道》里推崇《礼记·大学》了,使得“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了,这些看法在钱锺书心里都没有,他看来韩愈就是个出色的文学家,信仰方面就不要谈了。所以今天要是赶时髦,就该写一本书,题目可作《制造韩退之》,就是把《谈艺录》提供的这些资料组织组织,应该可以充满篇幅的。
这一则讲这么多,这时才又到了王安石那里。钱锺书说,王安石也经常摆出一副“辟佛”的姿态,诗文里却禅语不断,还写过《楞严疏解》,晚年还舍宅为寺,神宗元丰七年,王安石两度上书,请求把自己的半山宅改为寺院,后来还捐了田产给寺院。就是报宁寺,明初拆了,现在南京城东还留了个遗址,就叫半山园。那这和韩愈本质上也没有区别的。那王安石却在《送潮州吕使君》提到韩愈时大加批评,算什么道理呢。钱锺书没有说,但联系这两则,我有个基本体会,就是前一则说韩愈、王安石都是头号争强好胜的人,后一则说他们辟佛,自己政治主张失败了,然后和佛教关系却密切起来。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正常普通人的心理慰藉吗?当然这要进一步谈,需要很多论证。我觉得钱锺书那里应该有一个类似的答案,他聪明透顶,觉得不要多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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