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潮州歌册”

《剑桥中国文学史》2013年6月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第一版后，一年的时间里就重印了三次。该书下卷本的第五章有近1000字大概1.5页的篇幅提及了“潮州歌册”。

近日重读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这部书2013年6月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第一版后，一年的时间里就重印了三次。孙康宜是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性别研究以及文化理论和美学。宇文所安则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他任教于比较文学系和东亚语言文明系，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和比较文学。该书下卷本的第五章——《说唱艺术》由伊维德执笔，其中的“南方传统说唱”部分总共分为四节，其中一节的标题是《潮州歌册和台湾歌仔册》，也就是说，这部约55万字700多页的书有近1000字大概1.5页的篇幅提及了“潮州歌册”。

根据该书篇首的“作者简介”提供的信息，伊维德曾先后在荷兰莱顿大学、日本及香港学习中国语言文化，1970年至1999年任教于莱顿大学，2000年起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他用英文和荷兰文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宋代至清代通俗文学的研究作品，英文近作包括与管佩达合编的《彤管：中华帝国的女性书写》、《孝道与救赎：两种观音宝卷》、《孟姜女哭长城：十个版本译介》以及《包公与法治：1250—1450年代词话八种》等。

作者指出：广东省东部的旧潮州府地区不属于粤方言区，一部分人口讲客家话，另一部分讲闽南话。潮州产生了大量用标准书面白话创作的七言叙事诗。关于潮州歌册的研究非常罕见，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文本的整理出版促进了相关研究。潮州歌册的作者和出版者鲜为人知，极少数现知的作者活跃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有学者认为曲目中的一些文本可以上溯到明代，不过，更为可信的观点是绝大部分现存文本产生于十九世纪之后。与其它形式的说唱文学一样，潮州歌册的题材大多来自白话小说、戏剧、宝卷和弹词。

这里的“宝卷”，是指由唐代寺院中的俗讲演变而来的一种中国传统说唱文学形式。内容包括佛经故事、劝事文、神道故事和民间故事等。人们往往把它们分为佛教的和非佛教的两类，基本倾向都是宣传因果报应和修道度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此章节具体列举了潮州歌册里常见的三个故事，分别是“陈三和五娘”、“苏六娘和郭继春”以及“尼姑案”。前面两个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潮剧里的爱情故事，作者所选的第三个故事则别有意味。他写道：这个当地故事对爱情和婚姻呈现出不同的视角。在《潮州柳知府全歌》中，潮州知府之妻膝下无儿，在丈夫短暂离家期间，前往寺庙求子，并与和尚有了奸情。她与奸夫合谋，计划在丈夫回家后将其毒死。柳知府设计在酒池中淹死妻子，逮捕了和尚。他在搜查寺庙后解救了多名被囚禁的妇女。在《尼姑案》中，匪徒并非是诱惑良家妇女的淫僧，而是好色的尼姑迫使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成为她们的性奴。

这些故事被称为“叙事歌”。作者进一步过度到对“台湾歌仔册”的介绍，这部分内容不到一页大约700多字。作者这样评述：在福建，这些闽南语歌谣被称为“锦歌”。在台湾，它们以“歌仔册”之名流传。现存最早的刻本刊印于十九世纪的泉州和厦门。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它们也在上海以石印形式出版。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歌仔册也在台湾刊刻出版。早年的歌仔册也用于演出，后来则主要用于阅读。在二十世纪初期刚刚出现时，歌仔册也曾作为台湾地方戏曲歌仔戏的脚本。并非所有的歌仔册本质都是叙事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道德文本，感叹赌博、酗酒和嫖娼的罪恶。陈三和五娘也是歌仔册曲目中的人物。一些曲本描述农民的疾苦，另一些则叙述海外经商的成败。描述在日本统治下台湾人经受苦难的歌仔册，都是在1945年日本人撤离之后写的。歌仔册过去一度被学者忽视，现在则可以在台湾的研究网站上查阅藏本了。

潮州歌册等能被美国学院派文学研究者所记录和书写，不仅在于它的年代久远、保存尚好，还在于海外研究界对地方区域研究的重视，以及研究视野的开阔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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