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拉杂谈（下）

讳法是封建社会国人的一件大事，为了避讳，古人挖空心思，设计出近二十种方式方法，如改字、空字、改音、变字体、曲说、倒言等形式。现择要加以说明：

（一）改字法

最常用的方式是改用同义互训（即词义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字相代，以避所尊者之名讳。此法从秦、汉开始，历代沿用不衰。其范围极广，包括姓名、地名、官名、年号、书名、物品名等等。如：

《尚书·[~公式~]陶谟》有句曰：“万邦作[~公式~]（yì，治理）。”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在引用这句话时改作“万国作[~公式~]”，改“邦”为“国”，是避汉高祖刘邦之讳。又《汉书·叙传》：“嗣（班固的堂伯父）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唐·颜师古注：“老，老子也；严，庄周也。”这是班固为避东汉明帝刘庄的讳，改“庄”为“严”。

陈寿《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中为避晋宣帝司马懿讳，将《后汉书·灵帝纪》中的并州刺史张懿，改作“张壹”。清初大诗人“渔洋山人”本名王士禛，虽死于康熙五十年，但由于“禛”字犯清世宗“胤禛”的讳，故雍正帝即位后，仍被勒令改名“士正”。乾隆三十九年，清高宗弘历以“尊重文人”为名，令改名为“士祯”，但仍不得改回“士禛”的本名。——以上为改姓名之实例。

今南京市于楚威王时称金陵，秦始皇改为秣陵，黄龙元年（229），孙权迁都于此，改称建业，东晋元帝司马睿定都建业时，因避晋[~公式~]帝司马[~公式~]讳，再改名为建康。

隋文帝杨坚之父名杨忠，同音字“中”（即嫌名）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字，故宋·王观国《学林》卷三谓：“隋室讳"忠"字……凡"中"字皆改为"内"也。”（如：中国——内国，中牟——内牟，中乡——内乡，中江——内江，等等）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谓：“（唐）明皇名隆基，改隆州为阆州，箕州为仪州，隆化县曰宾化，盈隆县曰盈川……”一口气列举了十二个因避讳而改地名的例子。

唐太宗李世民为鼓励臣子“凭直言鲠义，致天下太平”，力主放宽讳禁，指示“宜依据礼典，务从俭约。”如“世”、“民”二字，只要不连用都不避，因此像虞世南、苏世长、李世[~公式~]等大臣皆不须改名。但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即位后，辄把尚书省六部中的“民部”改为“户部”。从此，讳禁日严。不但“世、民”二字要避，甚至一字中有“世、民”偏旁的字也要避（如“泄”改为“洩”等）。《旧唐书·高宗纪上》谓：“秋七月丙午，有司请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名。”又，《旧唐书·音乐志》载，唐人为避中宗李显讳，把高宗“显庆”年号改为“明庆”；把“永隆”改为“永崇”（避玄宗李隆基讳）——这都是避讳改官名、年号名之实例。

今之尿壶，古称“虎子”。《汉书·张骞传》有“匈奴破月氏（潮音<肉支>）王，以其头为饮器”一语，晋·晋灼注曰：“饮器，虎子属也，或曰饮酒之器也。”竟把尿壶当成酒器。唐·颜师古在纠正晋灼的注语时说：“兽子亵器，所以谀便者也。”他把“虎子”改为“兽子”，原因无他，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故唐代“虎”字改为：兽、猛兽，于菟、彪、豹、武等字竟达十余个。隋朝的大将韩擒虎于是在史书中就有：韩擒、韩擒兽、韩禽、韩禽武、韩擒豹六个名字。这种随意性极强、不按“同义互训”的原则而又没有明确规定的避讳改字法，令人无所适从，如坠迷宫。故唐高宗于显庆五年（660）五月不得不下诏令：“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

（二）空字法

即将应避讳之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空围“□”，或直书“讳”字。如：

《史记·孝文本纪》：“元年正月，子某（按，指汉景帝刘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当代的安帝刘祐以及上至光武帝刘秀凡五帝之名，均作“上讳”二字。（现见各字，应是后人所增补）唐人撰《隋书》时，为避李世民讳，将隋末瓦岗军首领王世充写成“王充”，后人抄写翻刻时又连成“王充”。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叙》中注语曰：“《史记》、《汉书》、《法言》、《大园》叙，皆殿于末。”《大园》是什么书？原来，段玉裁遵清廷避讳禁令，避康熙玄烨讳将“元”代“玄”，又加空围□，于是，汉·扬雄的名著《太玄》便成为莫明其妙的《大园》（当年还没有简化字“园”）。可见，空字避讳法本身就有不少弊端。

（三）改笔画

历来皆称“缺笔法”，即将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笔者以为，如（上）文所说，雍正间已规定“"丘"须缺笔作"[~公式~]"；姓、名及地名中的"丘"必须改为"邱"字”。不是最后而是中间一笔不写，而“邱”字纯属添笔与，“缺笔法”之称不合，其实质应是增损笔画，故改称“改笔画”。这种做法基本保留了文字本来的形体，较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献的原貌，虽然增损了字的部分点画，却并不影响文字的识读，对于抑制避讳改字的泛滥，维护经典的本来面目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为避讳而改笔画，在一定程度上使汉字的别字、异体字大大增加，尤其是在避“家讳”的情况下。“家讳”有别于“国讳”，不是通过政令要求举国上下皆须执行者，而是对家、族之先祖名讳在小范围内敬避，如《红楼梦》第二回写林黛玉读书时遇到“敏”字（母名）皆念作“密”，“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此虽为小说家言，但反映的却是昔年的社会风气。假如黛玉是实有其人，且为水平颇高的书法家的话，她写的字很可能会成为“帖本”、“碑本”，世人争相临摹，还理直气壮地说：“某帖、某碑有此写法。”于是，“减一二笔”的“敏”字便成为“异体”、“碑别字”而流传于世。明乎此理，则避讳字对汉字之影响，或可思过半矣。

除了改字、空字、改笔画三种常用的避讳方法外，其它的方法因篇幅所限，均从略。

避讳起源于原始巫术文化与鬼魂信仰，普遍发生于世界各地未开化的原始部族内。东汉·郑玄在《礼记·祭法》谓“人死曰鬼”的注语中说：人死后“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讳其名。”正说明了，鬼魂观念是产生避讳之俗的直接原因。自周代将相沿已久的避讳习俗与宗法制度的尊卑等级关系相结合，并将其改造成严格的政治制度以后，避讳遂依存于专制皇权，在中国持续存在了几千年，且日益明显地带有“反文化”的色彩。所以也必然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崩溃而宣告终结，在唐绍仪（为避末代皇帝溥仪之讳改名为唐绍怡）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了。

避讳既然是一种已成为史迹的历史现象。那么，我们今天了解、研究避讳，又有什么作用与意义呢？在回答之前，我们不妨先看如下实例：

本世纪初，潮州市志办着手翻印、编纂《古瀛志乘丛编》，其中有顺治《潮州府志》一册。既属影印，依据之版本是否可靠，当是重中之重。顺治《府志》之主编者、潮州知府吴颖《潮州府志序》的撰写时间为“顺治十有八年辛丑中春”（1661）。再查卷九［寺观］栏之海阳县“玄妙观”，饶平县“隆福寺”条中有“掘地得玄帝铜像三尊”一语，其中之“玄”字皆未缺笔以避康熙帝“玄烨”讳，故可断定该《志》确系顺治年间之刻本。（按，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潮州府志》则逢“玄”字皆作“[~公式~]”）

1985年7月出版的《潮州市文物志·葫芦山摩崖石刻》中有一篇《湖山记》，篇后之编者说明文字谓：“该刻残破，约剩四分之三，大部分字迹模糊”。而对能辨认的文字，编者则认为：“原石刻甚为费解，甚至文理不通者颇多。但原刻如此，仅照记之。”古人撰文刻石，为的是公诸于众，流传于世，向来皆谨慎从事，而该文竟然“文理不通者颇多”，令人生疑。为明究竟，1987年8月，笔者遂与二三有同好者亲到现场逐字核对，才发现该书《湖山记》篇中错字、错断句子之处不知凡几，如“教□□（连用八个□号）泛盘柏其间相忘相狎而无间春温而□□（连用十四个）”一段，的确使人莫名其妙。但只要认真揣摩，字字可以识读，其文应为：（潮州知州林[~公式~]与州判廖德明）“故时亦坐篮舆，联驺从，盘柏（桓）其间，相忘相狎而无间。春温而林木茂，隆暑而清风来……”。由于编者误“故”为“教”，误“从（從）”为“泛”，又臆改“[~公式~]”为“柏”，遂使本来很优美的一段文字变得“文理不通”。其中的关键字眼即为“[~公式~]”字。宋真宗名讳为赵恒，故宋人凡“恒、桓、垣、姮”等字皆须缺末笔。明乎此，“盘桓其间”之义自明，且可由此断定，《湖山记》系宋代石刻。明·郭子章《潮中杂记·艺文下·碑目》：“湖山记，明郡人黄景祥撰。”显为误记。（经查考，该《记》系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郡人黄景祥志”）

可见，我们今天了解、研究避讳，除了从文化层面上探讨封建时代的思想、制度之外，还可以根据许多避讳的现象与知识来阐释某些历史事件、考文证史（如识读古书、碑文，探究人名、地名、语词，鉴别古籍版本，考定文物年代，等等）。因此，“避讳学”已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在文史领域中自有其独特的作用与意义。

（参见：陈忠信《什么是避讳？》载《中国文化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

崔统华《避讳浅说》，载《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1983.6.

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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