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于自己的初心 ──《寨下潭之恋》后记
■黄瑞平
去年初，在潮州市作家协会的扶持下，我出版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大丈夫小传》。今年初，在老同学邱喜桂、陈松德，以及好友曾淳、陈秋城等人的“怂恿”下，咬紧牙决定再出版个散文小集子。
一开始，我原打算将已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散文，各选出若干篇汇编成集，后来，收到李英群老师和邱喜桂同学的建议：各自成集方为上。本人依而从之。
好在近年来，因被潮安区委聘为潮安区“申苏”顾问，才有时间和客观条件，将十年来写的一些已被搁置的零散文字，经过梳理修改——当然，还有一些是新“出炉”的且已发表的文字，寄出版社审阅。
很快地，正当我为参与编写《潮安区革命老区发展史》一书而苦思冥索时，接到出版社方面通知，文稿经审阅“过关”，而且留下对总稿几多嘉许的勉慰：正能量。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信根正苗红，虽时而有出口伤人毛病，但那是秉性耿直使然。从小长在红旗下的我，受党教育多年，骨子里一直是爱党爱国，而且对家乡、对父老乡亲一往情深。我写的文章，都是我心的真实表露。邱喜桂通读这本散文书稿后，由衷慨叹：“这些篇什，接地气，正能量，充满了正气。”因此，出版社能一次审阅通过这本书稿，自是意料之中。
“文革”结束两三年后，我在本土《韩江》文艺刊物上发表了根据我所熟悉的人和事为素材写出的一篇三千余字的短篇小说，而后在《韩江》上发表第一篇散文《闽南寻风》（与邱喜桂合作），已是三十余年后的事了。我明白自身的斤两，散文于我，是弱项。
在潮州文艺界“消失”的这半个甲子岁月中，其实我十分依恋着曾经的人和事，即使是在疲于奔忙生计的无奈中，那份对文学的嗜好和想写点什么的心永不磨灭。在西安以及回潮州后，我仍然没有完全放下手中的笔，先写小说，又写散文，偶尔来几段小诗，但总觉得不太像样，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将写的东西冷藏起来。
但是，我总觉得愧对诸如李英群、邱陶亮等曾对我寄予厚望的师友们。
当新世纪已悄然划过近十个春秋时，一次次机遇不期而至。先是参与编纂《古巷镇志》，继而受潮安县志办委托，参与《潮安县志》初审，接着又被聘为潮安文史顾问，再接着又被潮安区委聘为“申苏”顾问……似觉应了古人说的“时来运转”。期间，又结识了一批文艺界人物，在他们的支持鼓舞下，我重燃创作热情，以至一发而不可收。
果不其然，近十年来，林林总总，写出的小说、散文、文史、诗歌乃至戏剧曲艺，也有七十余万字，光在省、市、县（区）报刊及各文艺刊物发表的，算起来也不下五十万字。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酷爱读书，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戏剧都读。而小说，几乎都是当年的畅销名著，无分古今中外，上手就读。至于散文类书籍，读的没有小说多，感觉似乎没有小说有趣。但后来，还是读了不少散文，先是鲁迅、胡适、朱自清、林语堂等名家名著，当代作家的散文也读。近年来，我又拜读了身边几位作家师友的散文，其中，读得最多的，是李英群老师、邱喜桂、魏清潮、黄国钦等人的散文，他们不管发表于《潮州日报》、《韩江》或外地报刊上的散文，一上手，我都读。虽然未能立竿见影，但也不失潜移默化。
几年下来，我暗下决心，要恶补散文写作的不足，专心师法李英群老师无与伦比的“乡土”散文，还有邱喜桂那字字珠玑的文笔。师者，何须舍近求远？如今，自觉写散文有了点进步，有了点底气。
正当我由此有点自沾自喜时，却受到李老师委婉的批评：要走自己的路，写自己的文章。
老师寥寥数语，把我震醒了：决心走自己的路。
终于，我写出了这本我自认为“写自己”的散文集。当然，距离师友们要求的水平还有很远的路——这也许正是这个集子的遗憾。
有时又想，如果老天垂爱，再多给我几年生命，我定当努力，绝不苟活，写出点更像样的，或能再出个散文、小说的专集，用李英群老师去年为我的小说集作序话说，就是“执着于自己的初心”。
邱喜桂在为本书作序时殷殷期盼：去年出本小说集，今年又出散文集，再出诗歌、戏剧集。心里话，虽然曾零零散散登过几首诗，也曾得到我最为尊敬的曾老（庆雍）在一次潮安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当众鼓励：瑞平定能成为一个农民诗人，但可惜的是，在连遭人生坎坷和经济压力的打击后，当年李英群老师寄望我走出校园，写诗歌唱火热的乡村的雄心，几乎荡然无存了。至于出个戏剧集，光手上就有好几个获过省奖的小戏，倒是或许可凑成一个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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