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经验与文学叙事
□陈春声
文史视野中的马华文学
中国台湾和“南洋”都是我所熟悉的地方。二十余年间，我到台澎金马40多次，累计“驻台”时间超过两年，除在大学讲授课程外，更多的是到乡下做田野调查，考察庙宇、民居、遗迹和乡村社会；访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10多次，考察新山、麻坡、马六甲、巴生、怡保、太平、大山脚、槟城等地的华人社区，拜访会馆、公司、庙宇、学校、批局，徜徉于矿场、批局和杂货铺的旧址，听着长辈以熟悉的潮州、客家、粤语或闽南口音讲述故事，对于一个长年从事华南乡村社会史的学者来说，总会有某种亲切、温润和对其社会历史脉络似能掌控的感觉，尽管身处远离移民原乡的“异域”。可是，捧读朱崇科的《台湾经验与“南洋”叙述》书稿，这样的感觉却被颠覆了，深深感受到来自另一领域的学术冲击。
“中国性”与“本土性”
我们这些号称做“历史人类学”的同行，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田野考察，不管到的是粤海清庙、潮州会馆、粤东古庙还是华人家庭，首先关注的多是碑铭、匾额、牌位、族谱、批信、账簿、商业文书和诉讼文件等文字资料，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原乡的典章制度、宗法观念、伦理精神、商业习惯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所以，在从事华侨华人历史和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历史学家看来，“南洋”华人的“中国性”，很自然地被理解为历代中原皇朝意识形态在遥远的“异域”的延伸和衍变。从中国典章制度与“南洋”本土习惯或殖民地法律互动交融的视角，去理解这些与中国东南沿海百姓有着深厚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及其内部权力关系，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从历史学的学科本位出发，“国家”的存在始终是一个与具体研究的学术价值相联系的潜在而深刻的尺度，在社会史的研究者内部，一个个案的、区域的研究，常常要能够做到在制度史的意义上改变同行的认识，才算有了学术史上的价值。我们也认为自己致力于理解普通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但由于意识形态意义上“国家”的存在和具体学术实践中对制度史解释的追求，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研究对象“正常的”和“平常的”一面，或努力从制度史的角度“正常地”、“平常地”去理解研究对象“不寻常”的言谈举止。陈寅恪先生主张的“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讲的也是这样的境界。
毫无疑问，所谓“中国性”与“本土性”的关系，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是马华文学创作及其评论中，最令人纠结的问题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1955年中国政府确定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1965年新加坡建国，这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事件，使马华文学的发展刻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语言、文字、风俗与信仰这类与“家国”和族群认同密切相关的文化存在，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马华文学家表达其政治观念或所理解的政治意象的符号或标志，成为评论家们试图理解其创作理念中“中国性”与“本土性”关系的带有“索隐”意涵的线索。而众多马华作家留学台湾及其留在台湾任教的情形，又使他们及其评论者对“中国性”的理解，产生了“众声喧哗”且与时俱进的复杂性。
不同族群的马华叙事
有意思的是，文学家们笔下的“家国”印象，与历史学者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感觉，会有这么大的差异。通过崇科的评述不难发现，在这些有着“台湾经验”的马华作家的“南洋叙述”中，通过一个个个体生命所表达的“国家”存在和政治力量，带上了活生生、富于感性、充满激情且能包容异端和非伦理的特质，文学家们所描述的热带雨林氛围下的“南洋”华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与社会史学者眼中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场景，真的是大相径庭。例如，马共的存在及其相关历史记忆，在马华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具有某种魔力、挥之不去的话题；从王润华开始，大多数有影响的马华作家在其叙述中，总是难以回避马共与华人社会的关系。在他们的文字中，马共回到了具体的生活场景，存在于个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之中，关于这一高度政治化且自然蕴含有某种“家国情怀”的题材，不但有理想、斗争、组织化、悲剧感之类的内容，而且充满了欲望、狂放、隐秘和非伦理的想象，这与近年陆续出版的关于马共的回忆录和历史研究作品，形成鲜明而有趣的比照。
也许我们可以说，马华作家大都有“南洋”的生活经验，他们的创作植根于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的描述可能比基本上是“外来人”的社会史研究者，更贴近实际的生活场景。而能对这一判断构成挑战的，可能是马华社群中众多的文史工作者，这些“本地人”对马华社会的历史书写，构成了面貌不同的另一种叙说。
整体说来，好的文学创作取向，应该有其国际化的背景。本书所研究的马华作家的“台湾经验”，大多来自其留学经历和学者生活，大学校园的良好学术环境，使世界文学现代发展中与热带丛林生活有关的成功作品及其叙述风格的巨大力量，有可能产生足够的影响。本来热带雨林的氛围与经验，从小就是他们成长过程中自然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华文学不难在现当代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找到自己的定位。作为历史学者，笔者在思考的，反倒是另一个问题：在以欧洲文字和马来文书写的文学作品中，现当代“南洋”华人社会的面貌，又是什么样的？这也许是“国际化”过程中，真正要面对的问题。相形之下，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与国际历史学主流关心的问题相去甚远，基本上仍在“自言自语”状态，但却与陈达、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王赓武、滨下武志等学者的研究一脉相承，不同文字出版的学术著作可以相互批判、交互印证，相得益彰。这又是一个有趣的比较。
崇科2005年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师从王润华、杨松年教授修读新马华文文学；2013年上半年曾赴台湾东华大学担任一学期的客座教授，讲授《马华文学》；2015年上半年他又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继续查检资料、思索新见，这使他成为探究“台湾经验与‘南洋’叙述”课题的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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