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的涵义与别称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秀才——举人——进士”的递升模式已相对固定，“秀才”就是其时科名中最低一级即“生员”的俗称。
秀才，其本义为才能优异。但在不同的时代，均有不同的涵义与称谓。
战国以前，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即君主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自己的亲属，以掌握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当权者开始通过新的途径来选拔非贵族出身的人才。如《战国策·赵策三》谓：“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这位南方来的博古通今（即“博士”本义）的高人，自然不是赵国的“世卿”。其后，六国多用“博士”作为学官名。秦代承袭此制，诸子、诗赋、术数、方技等学科均设有博士。汉代则设有“一经”、“五经”博士，职责是教授、课试，有时亦兼奉使、议政。至唐代，又有国子博士、太常、太医、律学、书学、算学等名目之博士。由于博士的主要职责是授课，故其教授的学生便称“博士弟子”。如韩愈《处州孔子庙碑》说：“郡邑皆有孔子庙……庙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学行释菜礼。”所以明清以后，往往将生员（俗称“秀才”）别称为“博士弟子员”。（吾潮清末拔贡郑国藩《似园文存》中便有多处提及，如《午渠庄公家传》谓：“公幼歧嶷，补博士弟子员。”意为：自幼聪颖，考中秀才。）
汉代不但有学官“博士”之设置，为了更广泛地选拔人才，又推行了“察举”和“徵辟”的制度，合称“荐辟”。察举是由州、郡等地方长官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考察，将人才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任以官职。徵辟则是由皇帝或地方官直接进行征聘。其中，察举又包括“孝廉、秀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名目。由于东汉开基皇帝名刘秀，为避圣讳，特将“秀才异等”的“秀”字改为“茂”。所以，“茂才”后来也成“秀才”的别称。如《南史·刘之遴传》就说：“年十五，举茂才。”（后来“孝廉”也成“举人”的别称之一，此处从略）但是，“荐辟”相对于“世卿世禄”制来说，虽然是一大进步，不过，滋生于封建专制下的各种制度，总会走向反面。到了东汉末年，正如《抱朴子·审举》所说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这就是“荐辟制”走向穷途末路的真实写照。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举人”（《册府元龟·贡举部》）。后来隋炀帝又分别于大业三年（607）、五年诏令以“十科举人”、“四科举人”，其后又“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旧唐书·杨绾传》），从而开启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唐承隋制，并不断使之更加完善。
唐代的科举，分常科（每年分科举行）和制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应试者分生徒（中央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州学、县学的学生）和乡贡（不是学生而学有所成的人，经向县、州“投牒自举”，考试合格，由州直接送礼部参加考试者。因这些考生须随各州向朝廷进贡的物品解送上京，故称“乡贡”）。常科的科目较多，有秀才、俊士、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明法、明字、明算，可以说是专科，士子不大重视；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又不经常举行，所以，明经、进士二科，便成为唐代科考中最重要的科目。而明经科录取的名额可占考生人数的十分之一、二，及第者每年有一、二百人。由进士科及第的，少则每年仅数人，最多也不过三、四十人，故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为：三十岁考中明经，已嫌老了；五十岁中进士，却是少年有成）“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进士科之尊贵，不言而喻。
唐代科举中较特殊的，应算“秀才”科。唐太宗尝规定：凡是被推荐应秀才科试却未能中选的，其所在州的长官要受到“荐人失当”的相应处分，可见“秀才科”在各科中的地位。但设身处地地为州长官们推想一下：推荐人才且能中选，于宦途之升迁究竟有多大的助益，这一点姑且不论，而一旦所荐之人落选，自己却实打实地受处分，稍有心计的州官，谁还肯没事找事，惹来一身骚？所以秀才科设置以后，很少有人应试。到了唐高宗即位之后，甚至一度停止。（后虽偶有恢复，亦形同虚设）但由于秀才科在唐初科举中地位最高，而世人彼此间的称谓，历来亦有“就高不就低”的潜规则（如当今的副科长、副局长，一般都称为“X科”“某局”而省去“副”字）所以唐·李肇《唐国史补》谓：“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乃知唐代“秀才”的含义有二：一是“秀才科”考试的中试者；二是参加“进士科”考试者之通称。其与明清两代生员的俗称“秀才”，有很大的差别。如再参照唐代韩愈诗文，如《燕（宴）河南府秀才》、《送王（含）秀才序》、《送陈秀才彤序》等等，其标题的诸“秀才”，均属未及第之“乡贡”，可证《唐国史补》“通称谓之"秀才"”所言不虚。
宋·文莹《玉壶清话》卷一谓：“（周）克明本进士，献文于朝，召试中书，赐及第。”进士而须献文于朝，召试后再“赐及第”，可见宋代的“进士”仍与唐代一样，指参加过科试的、“通称为秀才”的乡贡。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有“赵德秀才”一语。与文莹年代相近的苏轼因此按唐宋习惯称谓，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始潮人未知学，（韩）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而这句话却引发了后来“赵德是不是进士”的无谓争议。其原因无他，对唐宋科举制度缺乏全面了解故也。
到了明清，“秀才”地位下降，变成对“生员”相对固定的俗称。生指学生，员指有定额，“生员”就是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由省学政主持），成绩合格，取入府、州、县学的学生，因有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府学40名，县学20名。人年给廪米六斗，廪饩银四两）、增广生员（简称增生）、附学生员（简称附生。视岁、科试成绩，附生可升增生，增生可升廪生）之分，故又称“诸生”。生员在法律上享有与一般庶民不同的待遇（如公堂上可不下跪，与官员“分庭抗礼”等），但在民间传说中，生员往往与“穷酸”二字相联系。须知明清科举多属三年一科，县一级每科只定额20名，平均仅6.7名，称之为全县之“拔尖人才”，毫不为过。从这一点上说，生员（秀才）是“才能优异”者，倒也名实相副。
新闻推荐
本报讯（记者陈晓珊）前天下午，潮州市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迎接省人大常委会将对潮州市开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