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张竞生: 个体荒唐里的时代意义
□林 岗
12月14日-17日,正值张竞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张竞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将在广东潮州举行,由三联书店倾力打造的《张竞生集》也隆重推出。届时,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田滋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夏晓虹教授、李杨教授,中央党校范玉刚教授,中山大学林岗教授等莅临。
以微小兴革推动文明进步
在近现代重塑、改造中国此起彼伏的大潮里,存在两个既有联系交汇又有目标差异的方向:政治的方向和社会改造的方向。前者致力于政权的重造。晚清到民国的国民革命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目标都是推翻腐朽的政权,通过政治革命而重造中国。后者则致力于社会局部的革新改良,这些社会改造运动与政治有联系但却不以政治的方式而以社会改良的方式进行。陶行知、晏阳初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等都可以归入社会改造的方向。就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来说,当前是前者为大而后者为小。政治运动影响到几乎所有人的命运,它以政党和军事力量辅助进行,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与此同时的社会改造仅仅靠了个别不惜牺牲个人的仁人志士和少数同志来进行,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个人的孤军奋斗。所以论事功和成败,两者难以相提并论。但是作为理解清朝衰落和西学东渐而引起的中国百年动荡史,又不能仅以成败论英雄。成败固然重要,但若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成败的英雄,一部丰富的近现代史也就只有筋骨而缺乏血肉。
也许由于成王败寇的积习过深,对近现代社会改造运动的关注不够,谈论到现代社会改造运动,至今都是停留在上述列举的几个人。其实现代史上温和的社会改造是一个持久而广泛的运动,发起和参与的仁人志士不在少数。就像有人做大事,有人做小事一样,推翻政权、政治革命是做大事,但更多的人做小事。那些做小事的志士,从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出发,以点滴的改良,微小的兴革,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在众多做小事,致力于社会改良的仁人志士中,我认为漏掉了一位,就是张竞生。无论是赞扬他的惊世骇俗,还是妖魔化他为“性学博士”和“文妖”,都没有办法准确定位他在现代史上的位置。只有把他放在现代史虽不波澜壮阔但有声有色的改良社会的潮流里面,才能看出他的言行举动的意义,包括他的敏锐、他的先见之明、他的过激、他的荒唐,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且行且留情不等同于艳遇
也许今人会把且行且留情的张竞生艳史当作古今数不清的人都有过的艳遇等同视之。作为个人生活史的一页,它们固然毫无社会意义,但是正是这些毫无社会意义的个人生活史的一页,造就了一个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不同凡响的张竞生。作为纯粹的性爱,无论张竞生如何生花妙笔写出来,它都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从生物意义来说,性是万古如斯的,但是性又不是纯粹孤立于时代社会之外。对于那些曾经与张竞生有过一段缠绵的法国女子,张竞生不过是她们个人私生活史的匆匆过客,分量微不足道,张竞生对她们人生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毫无影响。而张竞生既学到了书本上的欧洲理念、人文知识,又体验到对中国留学生来说距离最为遥远的西方私人隐秘生活的真义。他的体验在当年留学生中绝无仅有。这背景知识和体验启发他思考中国,思考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积弊。张竞生日后在北大讲授《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并由此发起改造传统私人生活领域的爱情大讨论,他日后的一切成和败,都发端绪于他法国“十年情场”的收获。这是我们今天认识张竞生的理念和言行以及估量他在现代思想史的意义时必须明白的出发点。
张竞生成长于这个大破大立的时代,他的性格和个人生活道路都刻下了深深的时代社会烙印。早在青少年时期,张竞生就表现出对爱好和追慕异于传统的外来事物的先锋姿态。15岁在汕头读同文学校时,他“极端赞成”“废止朝食”运动,并且身体力行。理由是“早餐不食,或许饮些茶水,这样空腹是合乎卫生的”。(《学校生活》)而究其实,所谓“废止朝食运动”不过是当时流行的时髦罢了。与其说是无知,不如说他渴望获得先锋的姿态,以支撑他改良中国社会的种种途径和信念。他不但在饮食、养生等日常问题上向往先锋,也在与女性关系问题推崇“爱情至上”。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张竞生与多名法国女子的交往,大有追慕“文明”,向往“进步”的用意在内,并从中发现了改造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入手之处。
“非科学”的“玄学”
一代人竞生北大时期做的有广泛社会反响的事情有两件,1923年夏季《晨报副刊》上的“爱情大讨论”和1926年因主持“风俗调查”而编辑出版《性史》。后者其实除了将社会敏感话题搬上台面打破禁忌之外,并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而前者则触及爱情婚姻的原则理念问题。
张竞生提出的爱情四定则渗透了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是以个人意志为本位的。就像《伤逝》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一样,与恋爱婚姻有关的一切,样貌、身体、财产、离合,等等,一切听凭个人意志决定。
张竞生当年借用法国模具组装中国人私生活领域的尝试毫无疑问是失败了,但这个失败又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以一骑绝尘的先锋姿态,为沉闷的中国私人生活领域注入个人权利的价值观,这个功劳还是值得记上一笔的。二十年代中国的子君们能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当然是拜张竞生等先驱者的教导所赐。
张竞生不是一个思想严密的人,他大概也没有好好贯通他学过的如卢梭、孔德等人的思想,将它们融化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他有见解、有热情,但他的见解毫无理由地跳跃,他的热情常常使他的论述驶出逻辑的轨道。与其说有一个总名为“美治主义”的框架,毋宁说他的论说系统是混乱的、逻辑不清的。他的“美治主义”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玄学臆断和道听途说的混合物。怪不得当年周作人读过《美的人生观》之后,赞扬他有“诗人的天分”,一面有“深微的学理”,另一面又是“非科学”的“玄学”。张竞生的思想长于发散,短于收拢。但是不论张竞生的学说系统如何不够成熟,我们总是可以看到那一代人身上“向西方求真理”的可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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