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中的艰难与努力
美式芝士米饭。
□ 曾敏敏
一个人在异乡生活，必然会有许多不适应，比如说饮食习惯的不同、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冲突等。如果说饮食可以慢慢习惯，语言也可以逐步提高，但文化的冲突却不是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就可以消除的。这些生活上的种种不适应，直接影响了我的学习，带来了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
1、文化差异
在国内，我自认为是同辈人中英语比较好的，可到了美国，真正开始每天说英语，我才发现自己以前学习的不过都是“理论英语”，用到实际中困难重重。第一个困难是听力，英语国家和我们中国类似，一种语言也会分出很多地方口音。澳大利亚的英语听起来就和美式英语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何况还有一些老师和同学来自印度、中东国家，他们说英语时我的感觉就是客家人听潮州人说话，知道是一种语言，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哈佛一向广纳人才，老师们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刚开始上课时，就连听明白老师在说什么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即使我每节课都会将讲课内容用录音笔一字不差地录下，回家再听几次，仍然弄不明白——而且录音听多了还会有催眠作用。最后，我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书本了，因为文字是不会变的。至于听力，我只好靠着反复的练习和习惯，通过积累一点一点提高。
语言能力的提高似乎也有一个从量到质的改变。入学一个学期后，我好像突然开了窍，就好像坐飞机不小心耳膜外突，很长一段时间听东西都不清晰，突然一下子就好了，所有的声音，顿时清澈。我在第一个寒假后返美上课时，突然发现自己对老师讲课的内容基本都能听得明白了，从此课堂效率大大提高。
至于饮食上的不习惯，适应的过程则较为容易。美国的食物里喜欢添加芝士，米饭加芝士，青菜加芝士，连烧条鱼也要加芝士。黏糊糊的芝士确实能给食物带来一股独特的香味，但是吃到胃里，基本会全都转化为脂肪。所以很多中国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在初到美国的头三个月，体重总会大幅飙升，追根溯源，都是芝士惹的祸。波士顿地区的中国餐馆虽然很多，但许多都已经美国本土化，做出来的菜，仿佛都是煮熟后淋上黏糊糊甜兮兮的酱油。老美喜欢吃这个，我们可接受不了。无奈之下，和很多留学生一样，我开始学着做菜，当然是纯正的中国菜。材料在超市里找，做法在网上查。后来我总是轮着吃自己做的菜、美国菜以及美国化了的中国菜，大大降低了自己体重增长的速度。
2.学业上的挑战
最困难的挑战，还是来自文化上的差异。作为设计学院的学生，最重要的课程便是具体的设计项目课程。第一学期的设计课程是按组进行的，每组四个人。组里的“带头人”是美国女孩卡。她本科毕业于宾州大学，据说当初在学校里就是极厉害的人物，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一起学习的组员要求也严格。合作伊始，我就体会到了这一点。每接到一个新任务，她都会严格要求大家按时完成，而且质量必须高。或许是我不够聪明，在刚开始总是很难完成。我希望向她请教，但得到的帮助总是很有限，也许因为她太忙，也许她不屑于与我这种连语言理解都有困难的同学为伍……这让我更加紧张，项目考察的前两夜，我一直没有合眼，实在累得受不了了，才在教学楼里的沙发上躺一会。我不希望因为自己，让整个小组的成绩受影响，更不希望因为自己让她对中国的学生产生偏见。成绩出来的那天，卡果然一脸不高兴，此后她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第一个项目我的得分很低，刚刚过，分数是“Low Pass”。
我参加的第二个项目是加州一个旧工业区的改造。这是一个纯城市和景观设计项目，对学生的设计功底要求很高，而我是小组13位同学中唯一一个没有设计背景的。当时，我连基本的电脑制图都不太懂。如此情形，再加上第一个项目对我的打击，让我非常惊慌。万一这个项目我再得“Low Pass”，根据哈佛的规定，我就得被迫退学或者推迟毕业了！
虽然我所有的文化课表现都是优异，但是这个必修的设计课程仿佛成了我的死穴。我两次找到系主任，告诉他我的恐惧，甚至在他办公室里痛哭流涕，希望他能同意我退出项目。系主任给了我两个选择：努力坚持下去，或者退出整个学期，回家休息好了再回来上课。
对我来说，当然没有什么两个选择，只有一个，就是硬着头皮上。以前在新东方学习时，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用来形容我当时的学习状态可谓非常贴切。所有的程序我都从头开始自学，所有与项目有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内容我都仔仔细细地去读。那段时间，每天的24个小时对我来说总是不够用。午夜零点时，我总会特别高兴，因为才刚刚午夜，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工作到天明。
这次比较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有的人用课余时间教我如何使用电脑3D制图，有的给我讲解项目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还有的甚至帮助我一起想这个设计要怎么做。其中很多都是美国同学。这让我改变了因为卡而对美国同学产生的“成见”。事实证明，文化上的差异，并不能阻止两个国家的人成为朋友，最重要是彼此理解和相互帮助。
最终，我顺利通过了第二个项目的期末考试。考试结束那天，负责老师也高兴地拍拍我说：“恭喜你，不过还要继续努力。”
3.成功的喜悦
无论做什么，最重要的便是要有自信。我完成第三个项目时，便是带着自信完成的。巧的是，这一次我又和卡抽到了同一个项目，不过我的组友不是她，而是另一位美国同学杰明。杰明当时已有40岁，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孩子。他原来一直在工程行业工作，后来希望在事业上有所突破，才进入哈佛攻读城市规划。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周末，他会开着车带我到项目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完成设计方案时，他负责语言部分的撰写，而我则负责绘图；所有的分工我们都是一起决定。
期末考察的那一天，项目所在城市的副市长来了，我们的院长来了，还有许许多多的评审老师。一共三个组，卡在第一组，我们是第三组。第一组表现并不理想，老师们觉得他们的方案过于花俏。而当我们完成演示时，所有的老师都一起站立鼓掌，副市长大声说；“我觉得可以直接实施你们的方案了。”当时，第一个学期时我的负责导师也在，他走过来，一把抱住我，告诉我：“敏敏，你表现得太出色了，我为你的进步而感到骄傲。”我又一次落泪了，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和恐惧，而是因为被认可的幸福感。我和每个老师一一握过手，赶紧跑到系主任那里，我要告诉他，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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