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仔跳东司 缀伙
丰子恺先生在《缘缘堂随笔·随感十三则》之第七则中说：“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丰先生后来留心观察，发现果然如此：“前头牵了一只羊走，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无论走向屠场，没有一只羊肯离群而另觅生路的。”再后来，他发现鸭子也如此：
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须用绳子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子的人只要赶上一二只，其余的都会跟了上岸。无论在四通八达的港口，没有一只鸭肯离群而走自己的路的。
丰子恺先生因此而不无感慨地说：“牧羊的、赶鸭的就利用它们的模仿性，以完成他们自己的事业。”
这种“随大流”的模仿性，心理学家称之为“从众心理”。对此，潮州人有一句极其形象、生动的歇后语：“鸭仔跳东司——缀伙”。（一群小鸭子一起跳下厕池——跟着大伙儿）须加点说明的是：厕所，潮语口语称为“东司”（宋代已有此称呼，见《张协状元》戏文第四十五出）。从前农村露天的茅坑，其体量颇大，就像一个大深坑，粪便在里面沤成粪水，碰上雨天，没经验的小鸭子误认是小池塘，扑通一声往里跳，后面的也跟着跳，结果可想而知——满身沾上臭烘烘的粪水不说，还上不去、出不来，最后只能由主人设法拯救打捞，让它们摆脱困境。
这则潮语歇后语，不但形象、生动，还揭示了一个生活中的哲理：出自本能的模仿性而“随大流”，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有时还会带来负面效应。
从众心理普遍存在于动物界包括人类之中。它的成因，很可能是源于进化过程中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意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生活在远古时代，又跟随族人到原始丛林中狩猎，这时，远处传来一声惊恐的呼叫：“老虎来了！”你的伙伴全都跑了，你会怎么做呢？是停留在原地，搔耳挠腮地思考：真的是老虎来了吗？会不会是貌似老虎的却不吃人的野兽？我是否能制服它……不会的，你肯定跟着大伙儿拼命地跑，使出吃奶的力气能跑多快就多快！因为这是生存的基本需要。也就是说，出于求生的本能，每当危险降临的紧急关头，“随大流”的做法往往会使你转危为安。这样的“经验”一代代地累积起来，于是便成为一种“从众”的遗传基因。
有“万类之灵”的人类如此，“等而下之”的动物们更是如此。看荧屏播出的《动物世界》一类的节目，那些属于“弱肉”类的羊儿、鹿儿、鸟儿们遇到天敌时，“随大流”逃生尚属情有可原，最令人气愤的是野牛群被几只狮子围攻的场面：它们体型庞大，“牛劲”十足，又长有一对尖利的大角，单打独斗都不落下风，何况成群？然而，它们也只知一味地跑，终于，落单的弱小者成为狮群的佳肴美味。而当狮子们得意地进餐时，野牛群又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安闲地啃起嫩草来！动物毕竟是动物，我们当然不能希望它们有什么“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等概念，更不可能成为《西游记》中的“牛魔王”，只能任从遗传基因的操纵以求得一己之苟安，这就是“从众心理”的可叹、可悲又可怕之处。
话说回来，“缀伙”的本性也并非一无是处。比方说，观看文艺表演或听讲座，尽管演出、演讲并不那么精彩，你也会跟着鼓掌，从礼仪、尊重他人劳动等角度看，都无可厚非。俄罗斯足球世界杯期间，如果你有缘观摩的话，不管是莫斯科、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还是喀山，你都会人生地不熟，连体育馆大门朝哪都不知道。不要紧，下了专程车，你只要跟在那些指手划脚、谈论足球的人身后往前走就是了，保险错不了。
但是，人毕竟有别于动物，人有理智、思维，有逻辑推理的能力，更有许多基本的道德规范。因此，只要不是处于突发事故降临、猝不及防的境地，对于周围的“大流”是随还是不随，我们最好能加以分析辨别，切勿像“跳东司的鸭仔”一样盲目“缀伙”。
对于是否“从众”，孔圣人倒是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论语·子罕》篇谓：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对上引这段话的译文是：“孔子说："礼帽用麻料来织，这是合乎传统的礼的；今天大家都用丝料，这样省俭点，我同意大家的做法。"”
丝料明明比麻料更高级，为什么用丝料织礼帽反而省俭呢？原来，麻质较粗，而按规定，织礼帽要用二千四百根经线，所以要织得非常细密，费时费工。丝质纤细，反而容易织成，制造成本反能相应地降低。既然能符合礼制又能节俭，所以孔子毫不犹豫地说“吾从众”。从这么一件是否“随大流”的事上，我们自能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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